马路变宽了，活力也消失了

　　南都周刊：改革30年来，北京城的外在形象发生巨大变化，有拆也有建。现在鸟巢、大剧院、水立方等，已成为北京的新标志，但同时也大规模拆毁了老城区的胡同和四合院，你如何评价这座千年古都近30年来的建设变化？
　　俞孔坚：大建设的同时又是大破坏。这种建设是在破坏原有的古城风貌的基础上，而两者本来是不矛盾的，可以避免发生的。
　　南都周刊：能说得具体一些吗？
　　俞孔坚：巴黎很典型。当然在奥斯曼时代的城市更新中它也被破坏过，但后来很快吸取教训，20世纪巴黎有大建设，比如与老城在一条轴线上的拉德方斯新城堪称最现代化的建设，但旧城没有拆，它成了城市发展的延续。新老共生的思路梁思成很早就提出过。但北京因建设而牺牲了古城，牺牲了历史，牺牲了遗产。现在这个新城是好是坏，还值得怀疑。
　　这里并不是全部否定，新楼房、新建筑解决了大量人口的居住问题，建立了北京的一个新形象。但如果城市布局更合理一些，不采用这种单一的功能分区的旧思路，而借鉴欧洲、美洲的教训和经验，北京城市建设会好很多，交通也可以不那么拥挤。
　　南都周刊：你是说单一功能区划导致了交通堵塞？
　　俞孔坚：中关村现在经常堵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因为规划中关村为办公区，但如果这里也安排住宅区，人就不需要开车来上班，就不会那么堵。其实城市是个有机综合体，功能要混合才有生命力，而不是一个机器。北京规划最早是按照机器理论进行的，这装个零件，那装个轮子，再安个发动机。前几年北京一些区的规划，酒吧要拆掉，把商业零售店赶出去，这些都没有考虑到市民的真实生活。
　　南都周刊：是，比如说平安大街、秀水街、大栅栏的改造，每次重新规划之后，马路宽了，漂亮了，也有序了，但原来的活力、生机丧失了，为什么结果往往与初衷恰恰相反？
　　俞孔坚：美国60年代出版了一本书《大城市的死与生》，它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个原因分析得非常好。二战后，美国跟现在的中国一样，拆旧城，把平民窟迁出去。北京拆旧建新，认为四合院地区是落后的，小商店、小零售店是不够体面的。把自发的酒吧拆掉，把自发的商业零售店、杂货叫卖赶出去，压根没有考虑市民的真实生活。实际上这才是城市真正活跃的部分。城市怎样才有生命？它必须有多样性，必须要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必须有新有旧。
　　平安大街为什么改造，因为它只考虑车的需要，路宽了，车畅通无阻了，但街道两侧的商店没生意了。北京城的改造实际上是把“丰富多样”去掉，以强烈的长官意志来建设的，规划要整体、要统一，要秩序，结果是商业街就是商业街，居住区就是居住区，文化设施就是文化设施……这必然会扼杀丰富性。
　　
　　城市“化妆”运动，要不得也

　　南都周刊：为什么我们急于拆掉旧的，急于抹掉自己的历史记忆，急于在白纸上画最美的图案？
　　俞孔坚：这里由三种落后的价值观决定。第一个是长官意志，长官意志是不考虑平民的日常生活的，或不能深入到平民的日常生活去考虑。他想到的往往是一条轴线，一个巨大的体育中心，文化中心，而不会想日常人是怎么生活的。并不是说城市不需要规划，规划不仅体现在视觉形态上，更应体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体现在适宜人居住和生活上。北京最新一轮的规划理念有所调整，强调建立一个宜居城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口号上的调整并不见得体现在实际中。我们仍可看到一些城市“化妆”运动，搞一些大的形象工程。切实的、宜人的东西往往是需要但看不见，在政绩上也体现不出来，就会被忽视。
　　第二个是暴发户意识，就是拜金主义，有钱就是老大，有钱什么事都能干。中国近年来暴发户增长很快，特别是房地产商居多。搞房地产发财不需要太多知识，不需要对历史文化有多少认知，只看楼盖得金碧辉煌、装饰上琉璃瓦，卖得出去就能发财。这种拜金主义决定了我们的城市建筑不会有文化。连北大的楼都贴着瓷砖，清华南门也是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大学都没文化，更不要说北京的东方广场了。鲁迅故居值多少钱，曹雪芹故居值多少钱？值不了多少，相反，若在上面盖个高楼，一下子就比出来了。在中国当前城市化加速的过程中，土地是最大的财富，现在变相成商品，这里面产生巨大的差价，除了房地产商拿走一部分外，更大的收益被政府拿走了，政府是最大的暴发户。政府拿走这部分财富去干什么，去建标志性建筑，去给城市“化妆”。在中国如此花公款不坐牢，贪污才坐牢。
　　第三个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就是小农意识。中国人没有大国民意识，大社会意识，没有城市公民意识，大部分城市人原来都是农民。中国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城市社会，人从农村走到城市，向往的就是高楼大厦，认为瓷砖干净。所以你到县城看看，还是瓷砖。但北京城里人多，瓷砖看上去不美了，就改建玻璃大厦了。我们从农业社会跨到后工业社会，但我们的价值观还停留在农业社会。
　　南都周刊：北京现在越来越像巴黎、纽约，若沿着四环路走下去，两边地产商打的广告都是什么“威尼斯小镇”、“曼哈顿风情”等，我们向往的是一种西化生活，以致有学者称，北京现在成了西方建筑师最好的试验田。
　　俞孔坚：我们向往贵族生活，富豪生活，西不西化倒是次要的。富豪可以像乾隆大帝，搞小桥流水的园林，金碧辉煌的龙柱。也可以是西方的帝王，罗马的贵族生活，建广场，建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总之，一个是权力，一个是拜金主义，一个是小农意识，都向往贵族和奢华。
　　同时，我们想把自己的过去抹去，这是一种文化上、身份上的不自信造成的。这种不自信或认同焦虑在中国近代一直存在。它在暴富后很容易演变成一种极度自恋。中国现在很明显，好像富得不得了了，一下就崛起了。中国这个阶段财富迅速膨胀，农业社会的人进城但还没有学会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这就等于缺乏教养，文化上的进步与财富增长不同步，这也是中国需要一个文艺复兴的原因。
　
　　缺乏街道生活，这不是宜居

　　南都周刊：北京这座古城，现在被环，被宽阔的马路，被密封的小区给隔离开来，而且受房价的调控，出现一个趋势是普通百姓、普通的白领阶层正在被甩到五环外，二环三环四环住的都是富人，去年也爆出了十万北京人在河北的燕郊买房的新闻。
　　俞孔坚：一个城里有便宜的房子，有贵的房子，不可能都是富人住，不然谁给打扫卫生。有便宜的房子好，艺术家就可入住，并不是说他可以卖多少画，而是他会带动这里的商业气氛、艺术气息等。一个城市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人混居，这是最重要的。北京有段时间对进京人员有学历限制，要是住在一座城里的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没意思。
　　南都周刊：这种社区开发方式将来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俞孔坚：是的。房子建好了，街道没了，街道生活也没了，要买东西都要到家乐福去，到沃尔玛去。街道生活的丧失，导致城市性的消失。原来是在胡同里头，有菜市场，有街道，有零售店，有学校，生活很方便。现在政府一块地一块地地卖，地块拍卖完后实际已跟城市分离，因为地块内部的规划基本上是由开发商来决定的，是一个接近封闭的、隔离的社会。
　　缺乏街道生活，有城无市，人和人之间很冷漠，楼上楼下都不认识，这个问题西方已经在反省了，但我们还是在走这条路。你刚才讲的贫富分化，不同阶层的人处在不同的地段，变成地理空间上的分化，这在中国会越来越明显。美国富人穷人、黑人白人分开来住，就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黑人区一般白人是不敢进去的。这等于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抛弃掉，把他们边缘化。这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认同感有害，也与北京提出的“宜居”概念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