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建筑大师怒批央视新址 “大裤衩”不合国情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建工程，广州国际会展中心，北京奥运会摔跤馆、羽毛球馆，中国市长大厦，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何镜堂院士的名字，和一大串著名建筑连在一起，其中任何一栋，都让人心生景仰。

　　何院士是中国建筑设计界的领军人物，可他的建筑设计事业40多岁才起步———他的传奇是怎样炼成的？

    刚读大学连抽水马桶都没见过

　　羊城晚报:您是怎样成长为“大家”的？许多学者都有家学渊源，您也是吗？

　　何镜堂:我的家庭相当普通。父亲只念过初中，妈妈只念过小学。家人教给我的，是诚实、爱、感恩。

　　我哥哥喜欢画画，受他影响，我小时候也喜欢画画，但也喜欢数理化，想当工程师。后来老师说，你干脆当建筑师吧，半个艺术家、半个工程师。这正合我意。所以后来报考了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前身）。从那时起，我就与建筑结下不解之缘，爱这个专业，特别爱。

　　羊城晚报:您来自小城镇，却为大都市建了那么多大建筑，您的出身没有给您带来“负面”影响？

　　何镜堂:建筑专业必须跟生活结合，前提是了解生活、懂得生活。我是东莞人，当时东莞是个小城，整个县才六七万人，而且那个年代很落后，我有很多东西都不懂。但我60多个大学同学当中有很多来自港澳，刚开始，连他们在家用的抽水马桶，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我家里是蹲的、架在水塘上的那种。港澳的同学个个生活很现代，我很快就“近朱者赤”了。

　　下放农村

　　苦难日子换得八个字

　　羊城晚报:后来呢？毕业了，工作好找吧？

　　何镜堂:当年教育大发展，老师不够，我1956年进校，那时学建筑是五年，我大四就被提前留校当老师。后来学校担心这样的老师质量不高，我又回到班上继续念书，直到1961年毕业。

　　毕业后，读研读到1965年。再后来，留校，结果“文革”了。建筑专业跟意识形态有关，我们成了“修正主义”苗子。1967年，我被安排到湖北省设计院。后来又下放到湖北郧县的山里当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羊城晚报:那段日子意味着什么？苦难？

　　何镜堂:说实话，不是苦难，而是八个字:学到很多，终身受益。

　　“文革”荒废了很多时间，但我有个大收获: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学会了辩证思维和在错综复杂的问题中找主要矛盾，直到现在，这还是我搞建筑设计的思想方法！也是我提出“两观三性”创作思想的哲学基础。

　　羊城晚报:“文革”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航向，您却把握住了自己？

　　何镜堂:我始终觉得，做人要有追求，人生方向始终要把准。

　　回到广东

　　人生每一步都有计划

　　羊城晚报:后来又是什么机缘让您回到广东？回到母校？

　　何镜堂:决定回广东有几个原因:第一，改革开放刚开始，我参观过深圳，热血沸腾，觉得广东机会多。第二，广东是家乡，有较好的人脉，对地方文化了解，气候适应。

　　我这个人，人生关键的每一步，都有计划，有定位。当时我分析，建筑行业能出成果的路子很多。比如，早一辈的梁思成，大建筑学家，但不搞具体设计，专做研究型教授，创立学科。还有一条，比如我太太的单位———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作品多，大师多，不少人可能写书不多，但也很出名。

　　这两条路都要慢慢积累。但我当时40多岁了，没时间从头开始了，我能不能把两者结合起来呢？基于这一想法，我回到了母校，1983年，我45岁了。

　　羊城晚报:回来后，您迅速爆发，成果迭出？

　　何镜堂:回广州后大概三天，机会就来了，深圳科学馆招标设计方案。我和太太全力以

　　赴，把十几年来的热情，还有当时吸收的国外先进理念全用上了。方案送到深圳，市政府当晚就决定采用。那是对我的极大鼓舞！

　　从这个项目开始，我就定了一个目标:任何一个重要设计，都要做专题设计；都要做精品；都要写学术论文，在中国最好的建筑杂志上发表。我的这一篇论文上了《建筑学报》，这是我的第一篇科学论文！

　　羊城晚报:那是您做设计的真正开始？

　　何镜堂:对。而且一发不可收。成果、荣誉很多。当然，这些成果都是属于团队的。

　　1989年，学校提升我为副院长，我当时说，我肯定会全力以赴，但不能脱产。1992年我又当了院长，直到现在，我没脱产过一天。

　　不怕失败

　　46%中标率属“世界高手”

　　羊城晚报:上海世博会园区总规划师吴志强最近感慨，说您“很了不起，是英雄！”很多人功成名就之后越来越保守，不参与竞争。可您71岁了，还在不停地参加竞赛投标。您不怕失败、丢面子？

　　何镜堂:呵呵，我跟你讲，我也有思想斗争过程！开始我想，我什么都有了，吃的住的，国家给的都很好。建筑投标时，去当当评委，吃住都好，心情好多说几句，说完就走了。但我做不到，因为我还是有追求，还是要搞出好作品来。

　　我60岁当选院士，当时也准备很快就退。结果那时碰到教育事业大发展，很多大学要新、扩建校园。我很感兴趣，组织力量参加。浙江大学设计方案中标了。我很受鼓舞，觉得整个社会在推着你往前走，你不走，就太对不起社会了。

　　羊城晚报:我们看到一个数据:2003年您中标率是46%———也就是说，您在当年的竞标中有54%失败了？

　　何镜堂:哈哈，哪有常胜将军？我坚持不懈地投标，既出成果又出人才。我几十个研究生，如果不参与设计，光给他们看书，他们能提高吗？

　　羊城晚报:在内行看来，46%的中标率是不是已经很高了？

　　何镜堂:非常高。你想想，我们的对手全是“甲级队”，好多“世界高手”啊。世界足球比赛你十年拿一次冠军，绝对是强队了！

　　羊城晚报:我们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您所说的“世界高手”总是喜欢到中国来竞争，可您怎么很少到国外去竞争呢？

　　何镜堂:哈哈，很理解这种想法与愿望。但说实话，国外很少搞竞标，有竞标也不请中国参加，大型项目他们自己搞。况且，现在国外也没有很多工程了，因为中国的工程占了世界一半以上。所以外国人也积极参与中国建筑的设计，我们在国内竞标就相当于参与国际竞争！

　　辛辣批评

　　央视“大裤衩”不合国情

　　羊城晚报:前几天看到一份资料，说您最近批评有些标志性建筑不顾国情，甚至批评了央视新大楼———民间俗称的“大裤衩”？

　　何镜堂:一个好的建筑自然会成为一个标志，好的标志性建筑肯定是精品。

　　但现在有个错误的导向，认为设计好的标准就是“好看”，把建筑设计看成一种外表、立面的创作。更有甚者，认为设计越“怪”越是创新！我认为对建筑应该全面理解，创作的目的，应当是创造最适宜生活、工作的空间环境，给人精神享受。离开这些只追求某一方面是不对的！

　　这种导向也不光表现在建筑界，市场经济大气候下，有些领导也急功近利，追求表面的东西。

　　央视新大楼还没盖好，好多人问我的看法。我说，盖起来再让大家来检验，不要贸然下结论；但从设计方面来说，我不赞成它的方案。我肯定这个“大裤衩”有创意，是大师作品，但我认为，根据它的功能需要，没必要这样，目前这样的造型，要多花很多钱。它的造型是斜的，你要它不倒，一是要拉住它，二要用很多特殊材料。

　　从国情来讲，投太多没必要投的钱给一个建筑，不太合适。其他国家也不会这样做。加上北京是地震区，这也有点危险。作为一个国家媒体中心，若能跟中国文化结合起来更好。

　　强调创新

　　“大路货”没有生命

　　羊城晚报:您很强调团队合作。其实，这也是社会普遍看重的一种素质。您对学生是怎么要求的？

　　何镜堂:道理很简单:一个建筑，不仅有设计，还有施工、水、电、空调等，必须靠团队作战。

　　当然，我对学生还非常强调一点:创新！现在社会有个很不好的现象，喜欢生产“大路货”，没有生命。我认为一个好的创作必须有创新。建筑设计的创新理念怎么来？我的理论是“两观三性”。“两观”，一个是和谐整体观；另一个是可持续发展观，任何一个建筑，既要考虑现时需要，也要考虑今后发展的余地，为了现在把环境破坏了，就没有意义了。

　　“三性”，指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和时代性。一个建筑要做得有特色，必须跟当地文化、环境结合。岭南地区气候较热，要考虑遮阳、通风、防潮；北京干燥、寒冷，建得就比较封闭，这是最基本的概念。

　　文化性，就是任何一个建筑不但要满足功能要求，还要给人精神享受。世界上很多出名的建筑，精神作用远大于实际功能。悉尼歌剧院是澳洲的标志，其实它的功能一般，但人家去看它不一定是看表演，是看建筑。

　　时代性是任何一个建筑都要追求的。时代精神决定了建筑的主流风格。

　　注重人文

　　现在大学生知识面偏窄

　　羊城晚报:很多学建筑的都是理科生，但建筑本身又很强调“文”———文化内涵。您是怎样加强理科生的人文修养的？

　　何镜堂:我跟学生讲，一个好作品，功能第一。实用是最主要的，首先要保证住得舒服。同时，还必须有文化内涵。比如说搞个校园，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来表现，就得给人家一个文化氛围；一个商店，就要有一种非常休闲的、购物的环境，体现商业气氛。

　　精神的东西是无形的，我教学生时，会找一些文化要求比较高的建筑，比如博物馆、纪念馆等，很少找住宅和工厂给他们看，这就很容易培养他们的文化情操。

　　羊城晚报:文理分科的问题在最近争论得厉害，您怎么看？

　　何镜堂:这个我没具体研究。我的特点是，跟我学科关系不大的我不管，但有关系的“我攥着死都不放”。我很注意学科交叉，我培养的好几个博士原来都学过文，都不是搞建筑的。

　　不过我也觉得，现在大学生知识面偏窄，跟文理分科过早有关。基础知识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我当年早点学哲学，可能现在会更好。

　　探讨学术

　　十篇文章不如一个好作品

　　羊城晚报:作为一名优秀学者，您对这几年学术界的论文抄袭、学术造假等问题怎么看？

　　何镜堂:我觉得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学术机制肯定有问题。举个例子，有些学校规定，研究生要毕业，必须有一篇核心刊物发表的论文。可那么多毕业生，需要多少杂志才能发表这些论文？增刊也不够啊！

　　其实真正的好学生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十篇文章不如一个好作品。但现在好作品，制度却不承认！这是个大问题，指标太多，造成有些资源僧多粥少，大家都去抢，正当途径抢不过就用非正当途径！

　　现在评职称要看论文数量，质量却没人管！以前做学问，几年才出一篇文章，一篇就够了。有的人十年都不出声，潜身研究。按现在的制度，三年没出成果，你已经被淘汰了！

　　何镜堂妙言

　　我这个人，人生关键的每一步，都有计划，有定位。

　　开始我想，我什么都有了，吃的住的，国家给的都很好。建筑投标时，去当当评委，吃住都好，心情好多说几句，说完就走了。但我做不到，因为我还是有追求，还是要搞出好作品来。

　　人物档案

　　何镜堂，1938年生于广东东莞，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工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总建筑师，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委员。1994年获“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1年获国家首届梁思成建筑奖。长期从事建筑及城市规划的教学与研究。提出了“两观”（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三性”（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建筑哲理和创造思想，体现在大量的建筑创作作品中。主持了100多项重大建筑工程设计项目，获国家、部、省级优秀设计奖40多项，其中国家金奖1项、银奖2项、铜奖2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4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