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20年前，清末洋务派主将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国有企业之一，几经演化，汉阳铁厂成了后来的重钢。大半个世纪以来，重钢见证并参与了重庆作为西部传统工业城市的成长史，荣辱与共，休戚相关。今天，重钢的环保搬迁，同样为重庆抓住新一轮黄金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开启了大门。

　　扎根大渡口70年后，重庆钢铁集团(下称重钢)又一次踏上迁徙之旅。

　　70年前那次悲壮的搬迁，是为了躲避日寇侵华战火，保存中国工业一点宝贵的血脉，延续民族生存尊严的希望。而这一次，既是为了让负重前行的百年老厂脱胎换骨、浴火重生，更多的是给养育它并与它一同走过大半个世纪风风雨雨的城市，腾出一片更明朗的天空。

　　重钢的故事，堪称“新重庆故事”最生动的版本之一。

　　重钢搬迁：“一号工程”

　　重庆目前唯一一条运营中的城市轻轨，起点是市中心渝中半岛无尽繁华的解放碑商业区，而终点就设在重钢所在的大渡口区。

　　大渡口区主干道钢花路以东，重钢老厂区沿着蜿蜒而过的长江连绵数公里，坐出租车周边绕一圈，要花将近半小时。出租车司机看来不是第一次载着客人来“游览”这片厂区了，特地把车停在一处视野良好的高坡上，说这最适合拍照。

　　从高坡上望过去，不远处身躯庞大而外表残旧的厂房一栋挨着一栋，林立的烟囱吐出一道道灰白色的烟柱，宽阔的长江江面也变得一片迷蒙。此情此景，很容易让人想起一首老歌：蒙尘的巨龙。

　　闲谈之中，看上去年近50的出租车司机说，他也算是个重钢人了，曾在集团下属一家公司开车，后来重钢改制，要求减员增效，他得到一些补偿金就自己出来开出租，到现在一晃10多年了。

　　据他称，以前重钢工人最多的时候，连家属一起大概有近10万人，在大渡口，街上随便找个人问问，可能都跟重钢有渊源。

　　“重钢很快要搬走了，它也该搬了，污染实在太大，”出租车司机说，“你觉得国家是不是应该给咱们这一带的老百姓作些补偿呢？”

　　实际上，让生活在重庆主城区的1000多万市民呼吸到更清新的空气，是近来市政府力推的“宜居重庆”的最起码条件，所以重钢搬迁被定义为“环保搬迁”，而且成为重庆市现在名副其实的“一号工程”。

　　“游览”重钢老厂区的两天后，《中国经营报》记者来到重庆市东北郊的长寿区，此处距位于主城区西南端的大渡口不到100公里，沿沪渝高速公里行车一小时可达。在建中的重钢新厂区，占地约5平方公里，就设在这里的江南镇长江边上。

　　就像所有建设中的大型项目一样，重钢新厂区工地戒备森严，不允许外来人员和车辆随意进入。但站在连接长寿城区与江南镇的长寿长江大桥上，也可以远远看到一片全新的厂房已经拔地而起，大桥靠近新厂区入口的一侧，矗立着一幅高高的广告牌，上面是“江南钢城”四个大字。

　　2007年5月17日，重钢环保搬迁改造工程奠基仪式在此举行。按照计划，今年9月份，新厂区第一条生产线投产，年产板材180万吨，而整体搬迁定于2010年底完成。

　　两次搬迁：见证重庆城市发展史

　　在钢铁业界，重钢搬迁被视为规模仅次于首钢搬迁(从北京石景山区迁至唐山曹妃甸)的第二大环保搬迁项目。

　　今年1月份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即“三号文件”)中，在“加快老工业基地改造”主题下，特别提及“优化提升材料工业，做好重钢环保搬迁和产品结构升级改造”。重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德勇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直言，有了“三号文件”里的这句话，重钢的搬迁和发展，肯定会更顺利、更踏实。

　　今年3月份，重钢搬迁正式列入国务院公布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意味着重钢环保搬迁项目已经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这无疑又是一个重大利好。

　　重钢的上一次搬迁，也是非常时期由当时的中央政府直接决策的。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沿海一带相继陷于日寇之手，国民政府准备西迁重庆。1938年2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下达手令：“汉阳铁厂应择要迁移，并限三月底迁移完毕为要。”

　　国民政府下辖的经济部与兵工署随即合并成立“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委派资深钢铁专家杨继曾、张连科带队，计划合并上海钢铁厂、汉阳铁厂、大冶铁厂、萍乡煤厂及六河沟铁厂等，悉数西迁。

　　杨继曾先行入川多方考察，最终决定利用重庆及周边地区丰厚的煤铁储量与便利的水上运输，在近郊的大渡口建设大型钢铁厂，以求战时兵工钢铁材料的自给自足。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失守前夕，迁建委员会紧急征集长江上各类船只数千艘，冒着日军战机空袭炮火，夜以继日抢运拆卸下来的近6万吨设备，经宜昌中转，当年年底大部分安置到大渡口，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大后方国防重工业基地，为抗战胜利贡献良多。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该厂更名为“西南工业部第一零一厂”，生产出新中国第一条钢轨，并为稍后开工建设的成渝铁路提供了全部钢轨，还满足了宝成铁路(宝鸡-成都)等国内多条铁路的新建、改建需要。

　　1955年，一零一厂更名为重庆钢铁公司，从那时算起，重钢又走过了54个春秋。

　　一部厚重的重钢厂史，几乎等于重庆上世纪中后期城市发展史的缩影：上世纪30年代末，因战火绵延，重庆从偏居西部一隅的山城，成为中国后方工业重镇，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受惠三线建设战略，重庆工业实力再上一个台阶，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作为拥有众多大型国企的老工业城市，重庆又遭遇发展受阻、改制转型、产业升级的持续剧痛。

　　现在，作为重庆“一号工程”的重钢环保搬迁，为同样面临巨大发展机遇和挑战的这座古老又青春的山城，翻开了新的篇章。

　　大渡口：重钢走后怎么办？

　　吴道潘是大渡口区区委副书记，主管金融。他说，大渡口能有今天的发展，重钢功劳最大，但是数十年来双方共同创作的这幅“图画”，因为环境污染而不那么美了，重钢走后，他们相信大渡口的未来将会变得更美好。

　　年产各类钢材300多万吨的重钢，去年总资产及年产值双双超过200亿元，工业产值占大渡口区半壁江山。重钢搬迁，大渡口马上面临“产业空心化”难题。

　　“过去大渡口区的产业结构是不合理的，重钢打个喷嚏，我们就要感冒。”吴道潘说。随着重钢2007年启动搬迁，加上大渡口经济逐渐多元化发展，重钢在该区工业产值所占比重，从最高峰时的98%下降到50%以下。

　　2006年左右，重钢搬迁方案拍板后，大渡口区政府出资80万元，专门请北京城市规划研究院为该区重新规划，得到了四个转型的思路：生态和谐宜居区、新型工业发达区、现代物流发展区及文化功能休闲区。新规划中还重点考虑了重钢厂区所在的沿江地块如何开发。

　　吴道潘说，当时区领导班子达成的共识是：“不怕干不成，就怕没想法。”于是重钢老厂区以南长江边上的建桥工业园区，成为大渡口转型的关键棋子。

　　重钢搬迁属于环保搬迁，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大渡口财政收入的损失，会以2007年收入为基数，按比例得到一定数额的转移支付补偿。由于重钢为市属大型国企，尽管产值在大渡口区最高，向区政府缴纳的税收仅占全区年财政收入的1/9。

　　大渡口区政府官员们相信，只要以低污染低能耗的现代新兴产业——如新型制造业和医药食品产业等——取代传统产业的建桥工业园顺利招商发展，大渡口区工业每平方公里的投入产出比会大大提升。

　　比如重钢在的时候，该区是每5平方公里实现100亿元产值，建桥工业园区规模为10平方公里，远期目标产值是1000亿元。据悉，6年前以40万元启动资金起步的建桥工业园，现已拥有31.5亿元国有资产，年工业产值接近10亿元，上升的空间还很大。

　　大渡口区的规划是，到明年年底重钢搬迁完毕时，本区工业产值达到300亿元，等于再造一个半重钢。

　　重钢搬迁对大渡口的另一个直接冲击是就业问题。重钢副总经理郭德勇称，重钢现有一线生产工人一万多人，搬迁之后，由于管理系统和生产设备升级，人才结构上会有一些调整，年产能翻一番达6000多万吨，但长寿新基地的工人估计也是一万多。换言之，可能会有一部分工人受影响。作为重钢配套产业如餐饮服务业等的就业情况，也会受到一定拖累。

　　但兼任建桥工业园区主任的吴道潘称，大渡口早已定下政策，大力发展非钢产业，吸收消化分流出来的产业工人，同时他估算，成熟后的建桥工业园区最终可能需要10万名产业工人。

　　在大渡口70年的重钢，也并非无情无义。据说重钢搬迁的风声一出，周边很多区县都想来争夺重钢旗下效益不错的非钢产业项目。但重钢高层决定：只要能留在大渡口的就都留下，重钢总部也继续留在大渡口，因此重钢今后的企业所得税相当一部分还会缴给大渡口。此外，近年来大渡口新建的道路桥梁等大量基建项目，有40%的资金来自重庆市政府。

　　实际上，面临重钢搬迁影响的大渡口，最大的利好，可能还是来自于薄熙来主政重庆后提出的“五大重庆”战略。

　　今年4月，薄熙来在谈及“五大重庆”时公开表示，对一个城市来说，脱胎换骨的大发展，是50年甚至100年一遇，我们要不负重庆的发展史，将这块山川美玉精雕细刻，为子孙留下一个好作品。如果现在不提出这些目标，不动手干这些事情，50年后想干也难干了，到哪儿找地呢？就是增加10倍的投资，也未必干得成。

　　“对于一个大城市来说，想得早，动手快，就能以较低的成本换取更大的发展，城市就更有后劲。”薄熙来说。

　　从这个意义上说，重钢的环保搬迁，不也是以较低的代价，为大渡口，更为整个重庆主城区，赢得了长远的发展活力和升级空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