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建筑师隈研吾曾提出，人们讨厌建筑物的原因之一是它的不可逆转性——建筑一旦完工就不可能轻易地拆除或重建，与人的生命长度相比，建筑物的寿命恐怕要长很多，因此每一项建筑项目都要慎重，大规模的兴建更需要慎之又慎。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改造甚嚣尘上。在北京，已部分拆毁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舆论下暂缓拆除；在南京，总理两度批示下，老城南历史街区的拆迁步伐也并未停下；在广州，学者叹息“一个作为家园的广州已经不存在了”。而在充满历史感的法国巴黎，总统萨科齐同样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大巴黎计划”，这个还在公示的重建计划毁誉参半，或许可以给予我们的城市化改造些许启示。

　　巴黎鸟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南北穿过大凯旋门的城市中轴线，以及豪斯曼男爵150年前打造的放射性城市区域划分2030年的巴黎会是什么样子？法国总统萨科齐正野心勃勃地谋划着一项宏大叙事的“大巴黎计划”，依其设想，未来20年将建设的10个大型工程可能改变巴黎面貌，其中包括未来派的玻璃塔、单轨铁路和塞纳河上的人工岛—这项被打上“政治美学化”标签的造城运动，是自19世纪拿破仑三世时期豪斯曼男爵开辟多条林荫大道以来，巴黎最大规模的重建计划。

　　“‘大巴黎计划’的政治社会脉络及全球化的关系，与中国当下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运动一脉相承。”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地理系博士候选人、策展人高政轩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同如今北京、南京和广州等地的拆迁风波和旧城改造相比，“大巴黎计划”如何有效地实施，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

　　重建一个“大巴黎”

　　在面对埃菲尔铁塔的夏佑宫左翼，法国建筑与文化遗产城，来自全球10名知名建筑师的10个“大巴黎计划”方案，将在此公示至11月。业内人士对萨科齐质疑声一片，认为他虽有雄心，但最终可能不过给巴黎留下一些“大工程”而已，一如其前任之一—曾主导建设法国新国家图书馆和卢浮宫玻璃金字塔的法国前总统密特朗。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想法。”1968年法国新左翼运动的代表人物、10名建筑师之一的罗兰·卡斯特罗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大巴黎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榜样。“作为参展建筑师，我们不仅仅是在改造巴黎，更重要是改写规则，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副教授王一则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要警惕城市设计的“乌托邦定势”，旧城改造中的最主要矛盾不是要不要改造，而是如何改造，拿什么新的建筑去代替旧的建筑。中国目前的旧城改造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这将是一座温柔、亲切、绿色、环保、能量化、文化感的城市。”在罗兰·卡斯特罗的眼中，20年后的“大巴黎”，是“人类的首都，世界的首都”。

　　这也正是萨科齐雄心勃勃想要实现的“理想国”。行走在世界怀旧圣地的巴黎，即使拥有凡尔赛、卢浮宫、香榭丽舍和赛纳河等“每个拐角处都有历史”的荣光，亦掩盖不了其成为“博物馆城市”威胁的现实。

　　由于严格限制建筑物高度，巴黎以和谐的外观成为世界上游客访问量最多的城市之一。但整个环城大道围绕的巴黎只有200多万居民，远远少于大伦敦的约750万居民。巴黎市区与邻近郊区合并起来的压力越来越大。

　　“城市规划带来的后果，可以为一个城市带来生命力，也可能为以后的发展埋下致命隐患。”曾在巴黎工作的法国AAUPC建筑事务所建筑师蒋滢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大巴黎地区有1200万人口，产值约占法国GDP的30%，但交通网络脱节和资源分配不均问题依然严重。

　　巴黎亦曾遭遇建筑规划乱局之殇。上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现代主义风格的钢筋水泥建筑，在巴黎也一度流行，毫不人性化的工业建筑成为城市的败笔。4年前巴黎郊区还爆发了严重的骚乱。那些未成年的移民后代，为了发泄被抛弃的不满，不时爆发冲动对抗，郊区问题日益尖锐。

　　自上台伊始，就被法国文化界人士嘲为品位不高的萨科齐，就图谋通过“大巴黎计划”改变巴黎及自身形象。萨科齐入驻爱丽舍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一批优秀的城市规划建筑专家共商大事，其中包括三度普立兹克奖得主、设计巴黎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的英国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2008年普立兹克奖得主让·努维尔等人。

　　法国文化部提供的资料显示，正式推出“大巴黎计划”将遵循最重要的三个原则—以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为准则的可持续发展规划、交通网络重组以及消除巴黎郊区的封闭状态。作为匈牙利移民第二代的萨科齐，对于城市的活跃性与移民的关系，以及所有移民面临的文化生活的融入困境，体会尤其深刻。

　　梦想中的生态绿色城

　　“如何营造一个生态的、绿色的城市，是我们设计的首要出发点”，多位设计师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2008年初启动的这项重建计划，是在一个由国家、巴黎市、巴黎大区和巴黎大区市长协会组成的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在一个由23位资深人士组成的科学委员会帮助下展开的。

　　3月初，经过6个月的准备和构思，受邀的10个国际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事务所呈递了华丽的计划。在10个设计方案中，人们特别注意到了他们设计一个地区新特征的愿望，以及促进首都向郊区成功过渡的必要性。

　　其中，克里斯蒂安·波特赞姆巴克的设计最为大胆，为避免孤岛现象，他试图将巴黎的火车东站和北站拆掉，在巴黎市中心以外修建一个独立的大型火车站，作为欧洲之星铁路线的枢纽，通向法国以北的城市，包括伦敦和布鲁塞尔。此外他想在环城大道上建设一条轻型的高速空中火车线。

　　而让·努维尔提出，要在一些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建造一些塔式建筑和露台来表现历史古迹，诸如热纳维力埃和它的码头、古尔纳夫市和它的公园等等。“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变化与发展模式的变化相伴而行。”让·努维尔说，他还表示要将植物世界融入其中。绿化带的外沿是长达620英里的社区花园，城郊居民可以享受到无限的绿意。

　　罗兰·卡斯特罗则打算改造巴黎的郊区，在热纳维力埃码头建造一座歌剧院，在维特里建造一个人工岛，使它成为一个商业区。他以象征着文化、科学和不同族群交融的区域，将一座大都市变成了一朵巨型的八瓣花。安东尼?龚巴克设想建造一条塞纳河谷，将大巴黎一直延伸到勒阿弗尔。意大利建筑师伯纳多?萨奇尼和帕拉?维加诺则打算建造一座“通透”的城市，并给予了河流网以主要的位置。

　　英国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将创意放在了重组巴黎大区的治理上，使之具有平衡的街区：“用10年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没有汽车污染的城市，利用400平方公里的屋顶作为绿色空间，将大自然融入城市。”

　　150年前的工业化改造

　　萨科齐的“大巴黎计划”是继拿破仑三世改建巴黎之后野心最大的计划。150年前，拿破仑三世和豪斯曼男爵的大规模改建，塑造了如今的巴黎。

　　拿破仑三世是一位野心勃勃的皇帝，他是卢浮宫遇到的投资最多的“建筑人”，5年内的建筑比他所有前辈在700年内修建的还要多。豪斯曼同样野心很大。时代周报记者查阅美国耶鲁大学建筑系的一份文献显示，当时一个新的奥斯曼大道计划摆在豪斯曼面前，他不屑一顾地说：“还不够宽，目前只有40米，我希望是120米。”

　　—拓宽街道是豪斯曼最大的项目，他规划了城市的南北中轴线，并且用东西南北的主干道，围绕赛纳河把巴黎划分成20个不同的区域，第一次将几何对称的理念带入城市规划中。

　　豪斯曼的第二大计划是重塑巴黎的建筑，他把沿街的房屋都加了一层。此外还修建了歌剧院、名人纪念碑、火车站和政府大楼—这些建筑都融入了他所钟爱的新古典主义风格。

　　此外，豪斯曼还将下水道和供水设施进行大幅改建，原本臭气熏天的城市变得洁净起来。这次改造让巴黎“改头换面”，从一个陈旧的中世纪小城一下子变成了崭新的工业革命时代的现代都市。

　　然而，豪斯曼当时对巴黎的大规模改建并非“仿生建筑”。德籍犹太思想家本雅明就曾批评说：“豪斯曼的真实目的是想保证巴黎城免于暴动。他想使巴黎永远无法设置街垒。街道的宽度首先要使街垒的设置无法实现，新的街道将在兵营和平民区间提供最短的线路。当代人将这一举动称为‘战略美化’。”

　　被誉为现代巴黎“建筑师”的法国前总统密特朗，亦在这城市“打上自己的印记”。他主持修建的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拉德芳斯大拱门、法兰西国立图书馆已成为现代巴黎的象征。

　　美国著名建筑史学家、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现任纽约库珀联盟艾文?钱尼建筑学院院长安东尼?维德勒教授指出，第一次重建所重视的壮阔与全景式的都市美学，第二次重建所强调的透明性，在密特朗后期被赋予了某种政治意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万众敬仰的巴黎城，当年也是在豪斯曼的一声令下，拆了个片甲不留，成为城市现代化改造中第一个倒下的牺牲品。这座19世纪的现代化城市现在倒变成了文物保护的楷模。”王一不无遗憾地对时代周报记者说，而在中国的旧城改造过程中，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要尤为警惕。

　　“广州的旧城和城中村改造要尤其注意这一点。”曾在广州做过一年城中村博士研究，目前以城中村工作室项目负责人的角色介入城中村微观改造的高政轩说，从上世纪末开始，广州的城市规划方式已慢慢地从发展导向的城市规划，转型为规划导向的城市发展。

　　高表示，尽管如此，伴随着政府提出“和谐社会”，广州城市空间发展却有意无意地偏向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与美学，也排挤了都市中的弱势群体。在高看来，这种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引导的城市发展，可以说是呼应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城市竞争所导致的新自由主义城市美学，也一直是被视为不可抵挡的潮流。

　　未来城争议中的启示

　　就像150年前的奥斯曼一样，萨科齐和受邀团队面临的是一个庞大、混乱的超级大城市的整治问题。譬如让·努威尔为搜集资料，拍了几百张巴黎空中鸟瞰图，他也非常困惑，也许改变一个城市是件过于庞大的事情。

　　分析师们称，“大巴黎计划”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巴黎的机会，建筑师们努力想把单一而古板的巴黎打造成一座开放的、多元文化并存的城市。不管谁是最后的赢家，结果都值得期待。

　　“借鉴巴黎的做法，要珍视我们的民族传统，中国很多城市化进程破坏了这一平衡。”法国华夏建筑研究学会主席、华裔建筑师邱治平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北京城建筑的灵魂就是它的民居和胡同。整个北京城是一个整体的艺术品。现在很多民居和胡同都被拆掉了，实在令人痛惜。

　　数位建筑学者一致认为，这次“大巴黎计划”中，有几个议题颇值得关注。比如建筑师与规划师在面对城市历史的议题时，如何借由创造论述的方式提出打动人心的城市发展远景，一方面引导公众舆论，另一方面也催生创造性的都市政策与机制？

　　同时，面对大量外来移民的议题，如何借由城市改造的机制融合不同移民文化，保有文化多样性，进而形成新的城市文化？如何借由城市空间机能调整来强化城市在区域整合中的重要性？回望我们的城市，同样面对城市历史、外来人口、区域整合、与不同社会群体的都市空间权利等议题，要采取什么样的立场？提出什么样的策略？

　　“我喜欢在巴黎漫步，这里有很多记忆和思考。”描述自己眼中的巴黎时，曾是总统候选人的建筑师罗兰·卡斯特罗表示，那是“一个带着思想的历史性城市，像诗一样美，有着外表和内涵极大的统一，文化和政治交锋的地方”。

　　而此时，人们遗忘了那个曾在巴黎街头游手好闲的天才诗人波德莱尔—巴黎是一座沉陷的城市，与地下相比更似沉落到海底。忧郁的巴黎背后，或许就是巴黎重建的种种悖论和反思—这亦是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城市化运动的现实困境，不过是硬币的一个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