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丽的设计让眼前的人们很是惊叹，规划图中的通州运河沿岸俨然是美国的曼哈顿，这里高楼林立、水面宽广、景色宜人……尽管全部实现这张规划图上的一切，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随着通州城市定位的变化，大规模的拆迁已经全面展开。北京最大的生活社区网站八通网最近很热的一个活动就是 “城市记忆——走街串巷拍通州”，通州人希望用相机记录今日的通州。因为拆迁，运河沿岸、西海子、老城周边等今日的风貌都将成为历史。

　　与这种民间“抢救”城市历史瞬间举动相对应的是，北京市政府和通州区政府正在创造新的城市历史，他们试图打造北京“世界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州国际新城。这个千年古运河起始点的地区，正承载着缺水北京的水景新城梦想。

　　4月6日，在“通州国际新城建设项目发布会”上，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总工程师施卫良甚至使用北京 “新商务中心区（CBD）”，来称呼通州国际新城的运河核心区及其配套发展区域。通州这个北京的东大门、曾经的郊区，将升格为北京的副中心新城。

　　北京城市的这种变化，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用城市的“自构”和“被构”来形容。在他看来，“自构”是城市内部发展的规律，是一种“自组织过程”；而“被构”则是指决策者干预城市发展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城市规划来实现。

　　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自构”与“被构”并存的历史。

　　空间迁徙图

　　“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有过6次较大规模的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杨保军对本报记者说。

　　中共建国之初，万事待兴，作为首都的北京，在那个意识形态还很浓厚的年代，其城市发展也参照了当时的“苏联老大哥”模式——采用单中心加放射型路网结构模式。根据1953年的相关规划，各类部委、企事业单位的“机关大院”相继建成。

　　二十年之后，《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出台，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在此时被勾勒出来了，此规划奠定了今天北京主城区空间发展的格局。这种发展模式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摊大饼”模式。

　　杨保军说，这种“摊大饼”式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城市病。于是，在1983年版的总体规划中，其主题就是控制，即试图控制中心城区严重的“摊大饼”现象，发展远郊区的卫星城。不过，这一控制并不成功，“摊大饼”日益严重，远郊也没发展起来。

　　此后的几年，因为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北京空间的“扇形结构”日趋明显。“1990年以来是北京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杨保军说，这期间由于亚运工程的建设，改变了北京长期以来均衡发展的态势，城市开始出现“北重南轻”的格局。

　　1993年出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针对中心城区过度拥挤的问题，提出了城市建设重点要实现 “两个战略转移”的目标，即城市发展重点要逐步从市区向郊区转移，市区建设要从外延扩展向调整改造转移。

　　这一版的总体规划采用分散集团式布局，即在北京的近郊设立10个边缘集团，用来承接中心城区的产业和人口转移，远郊则规划14个相对独立的卫星城镇，作为市区功能的延伸。为了防止各板块之间连成一体，规划甚至设置了两道绿化隔离带以区隔。

　　杨保军说，分散集团式发展成就了天通苑、回龙观、通州、亦庄等卫星城镇的诞生，这些地区也大多成为北京人新的居住地。只是由于城市空间的布局限制，这些人大多在城区工作，在卫星城镇居住，导致这些卫星城成为“睡城”。

　　2005年获批的北京2004版 “两轴两带多中心”总体规划基本延续了1993版的定位。而由于北京奥运，北部地区再次成为北京城市空间发展的重点。直到2009年，CBD东扩、南城计划、通州国际新城等规划相继出台，北京的城市空间布局开始呈现出 “东南飞”的景象。

　　非经济中心

　　人口暴增成为北京“摊大饼”式扩展的主要原因。相关的数据显示，1949年北京的户籍人口只有414万，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已增加到950万，而这种人口的暴增，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缘于北京当初的城市定位。

　　为了突出社会主义国家首都中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工人阶级的比重，1953年版的北京规划，在城内特别是在郊区安排了大量的工业。北京从解放前的消费性城市被改造成生产性城市。“这种认识左右了北京此后近30年的发展。”杨保军说。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总工程师施卫良参与了北京的多次城市总体规划的修订，也熟知北京历次城市规划的历程。他对本报记者说，其实对于北京要不要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要不要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工业，一直都是北京城市定位的焦点所在。

　　关于北京的城市定位，1953年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中提出，北京应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要把它建设成为中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的中心。在当时看来，经济中心的内核就是工业。

　　这种强调“先生产、后生活”的工业城市的定位，成为北京此后近30年的发展轨迹。到1979年，北京的工业产值已如愿地超过天津，仅次于上海，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之一。

　　变化也在这个时候发生。北京发展重工业包括钢铁、石油化工、建材等，污染、耗水、耗能，使北京的资源、环境不堪重负，而且工业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导致北京城市规模迅速扩大。

　　因此，很多专家建议首都不宜作为经济中心。于是，1983年版的北京城市规划对北京的定位作了调整——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北京很多工业企业退出了城区。

　　但淡化经济中心的定位，让北京在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显得力不从心，毕竟工业是税收的主要来源。而同时期的深圳等沿海城市由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很多方面开始超越北京。北京开始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培育高新技术产业。

　　由于奥运会，在2004年版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定位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的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当年获批的多个城市规划中，上海被明确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而紧邻北京的天津定位为北方的经济中心。

　　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目前在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经达到近1800万人，城市压力日益加大。“退二进三”成为北京产业选择的必然。2005年，北京首钢搬迁到河北唐山的曹妃甸，这被称为 “一次前所未有的工业大迁移”，北京发展绿色经济由此拉开帷幕。

　　世界级城市

　　2010年2月，北京市的地方两会上，建设世界级城市瞬间成为热谈。根据北京市政府的发展目标，到2050年左右，北京市将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进入世界城市行列。而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世界城市只有纽约、伦敦、东京三个。

　　北京市政府顾问、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告诉本报记者，在2004年版北京规划修订之时，就有专家们已经提出了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但很多专家认为实现的可能性不大。“这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魏后凯说。

　　但2008年底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的经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也变得高调起来。施卫良对本报记者说，2004版总体规划既考虑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又具有充分的前瞻性，当时在规划中就已将世界城市作为北京的远景目标定位了。

　　施卫良也坦承，北京在经济实力、国际化功能、创新能力、生态环境等方面，与国际发达城市相比，差距还相当明显，距离世界城市的标准也相差很大。“这些都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瓶颈。”施卫良说。

　　北京联合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吴勤学对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充满了信心。他对本报记者说，北京在产业结构、对外联系、创新能力和历史文化底蕴等方面其实已经显现世界城市的雏形。

　　吴勤学举例说，比如2009年北京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75%左右，这一比例接近国际公认世界城市标准的底线。服务业已经成为北京经济的主体，初步奠定了作为世界城市的产业基础。

　　另外，北京拥有丰富的创新资源，还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这些增强了北京的城市魅力。一些世界城市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导的知识型服务经济对城市经济的贡献率已经超过80%，而北京近年也加大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在北京东南飞的空间布局调整下，北京朝阳区、通州区、大兴区都相应出台了各自的区域发展规划。也大多要打造高端服务产业。作为北京重点建设的新商务中心区的通州，拆迁工作已经开始进行。

　　虽然通州近年来的规划也很宏伟，但一直都未有实质性的动作，而自北京市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之后，通州成为北京市的副中心新城，多年前的诸多设想——复苏千年前古运河时代的通州梦想，开始变得现实起来。以至于现在的通州人很不习惯别人将他当作郊区人，“是通州，不是通县。谢谢！”一位通州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