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红”

　　转眼，一年过去。2008年12月31日，一根长9米、重1.5吨的封顶钢梁被高高吊起，稳稳地安装在69.9米的最高位置上，中国馆主体结构顺利封顶。现场的建筑工人个个喜笑颜开，但中国馆总设计师何镜堂却乐不起来。他知道，在建筑的外表面，他们遇上了相当棘手的问题。

　　“中国馆的外立面采用红色，我们叫它‘中国红’。真到施工时，我们才发现，红色有很多种，究竟哪种才是‘中国红’，没人说得清。一小块红色很好看，但在这么大体量的建筑上通体使用红色，谁也没做过。”何镜堂说，他们希

　　望不论白天、黑夜、晴天、阴天、远看、近看，外立面的红色都要看着舒坦、看着顺眼。这里其实牵涉两个问题，一是材料，二是颜色。设计人员最初提出了4种备选材料，金属、玻璃、块材以及其它新型材料。结果，块材太碎，玻璃反光，新材料也没有好的，便选定了金属铝材。

　　事情却还没完，材料只能保证颜色不走样，到底使用什么颜色，才是关键。兜了一圈，问题又回到起点：不同明度、不同艳度、不同色相的红色能有上千种，哪种颜色才是“中国红”？何镜堂他们想到了故宫的红、想到了天安门的红、想到了国旗的红，但往上一刷，似乎都不对味儿，看上去既单调又死板。大家有点急眼了，有人甚至拍出一包中华牌香烟说，实在不行就用它吧。事实上，烟盒上的红色偏紫，依然不是大家想要的。

　　主体结构封顶已经两个多月了，颜色方案却迟迟定不下来。一堆钢筋铁骨纵横交错，光秃秃地立在工地上，仿佛一处遭到破坏的建筑，绝望而悲凉，冷冰冰地横亘在每个人的心头。谁成想，以前最不受重视的颜色问题，眼下居然成了最大的拦路虎。无奈之下，设计团队开始向外界求助，有人推荐了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宋建明，说他是中国首个色彩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何镜堂这才知道，国内还有专门针对色彩的研究机构。建筑与美术同属艺术范畴，虽有共通之处，但毕竟隔行如隔山。

　　那天开会之前，宋建明没有着急进去，而是在中国馆的外面站了许久，电话中他已得知自己即将面对的挑战。作为旁边城市生命馆的艺术总监，宋建明其实不止一次地从中国馆工地上经过，不止一次打量过中国馆的丰姿，但他从没想过，这座庞然大物的未来将掌握在他的手里。世博局局长丁浩在会上询问需要多长时间？宋建明回答：两个月吧。丁浩说：“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我给你一个星期。”

　　任务的难度，宋建明比任何人都清楚。红色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颜色，但也是最难于把握的颜色。红色对人眼的压迫和刺激最大，大面积红色会对人的视生理、视心理形成强烈干预，极易产生不舒服的感觉。宋建明与颜色打交道多年，他知道，将几种红色混合使用便有望解决这个问题。事后证明，他的想法是对的。中国馆内外一共使用了7种红，外四、内三，内外有别，和而不同。当然，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必须找到一种合适的红色作为主色调，其它的红色以之为准调一下深浅即可。在宋建明心中，作为主色调的红应该“沉着而不失艳丽，温暖又带着正气”。但红色种类那么多，明艳度哪怕只相差一毫厘，在大体量建筑上便会相去千里。怎么找？

　　宋建明调头赶回杭州，当晚就把任务布置下去。一组人在电脑上建模，生成模拟色；一组人拿泡沫塑料做出模型，谁有兴趣都可以刷几笔，试试感觉；剩下的一组人四处购买红色颜料和实物，他们跑遍了杭州城所有的文具店，扛回的红颜料、红纸卷装了好几大箱。但大家所找出或调出的红色不是太冷、就是太热，不是太飘、就是太艳，不是太偏、就是太板。

　　最后关头，宋建明在画板前坐了下来，把朱红、大红、深红、赭红、土红、桔红、桔黄、中黄、白等八九种颜色全挤到调色板上。他拿起画刀，以刀代笔，静静地、慢慢地调了起来，朱红多了再加点深红，颜色发黑就再加点大红。画布上的色块一点点接近他心中的感觉。终于，多年的经验告诉他：成了！就是这种红！千挑万选也找不到的红色，却靠最基本的油画功底捕捉到了。

　　2010年2月8日，中国馆正式竣工，何镜堂作为总设计师被请上了主席台。老人感慨万千，做了一辈子建筑，这个是最难的。设计方案刚出来时，各方争议很大，年轻人觉得太保守，上岁数的人又觉得不够传统。幸运的是，随着建筑一点点露出真容，质疑声反倒一点点小下去。上海市一位主要领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馆真是越看越爱看，越看越觉得好。

　　今天，上海世博园开始投入试运营。当世博园的大门徐徐开启，入园者第一眼所见，定是那一抹亮丽的“中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