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镜堂建筑人生》周莉华著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主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
《何镜堂建筑创作》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
核心提示:
承载着“百年中国梦”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建筑设计无疑被赋予了重大的历史意义。用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宋春华的话说:“世博会也是世界建筑博览会,某种意义上,我们将国家馆建筑视作中国推出的‘第一件展品’。”它是面向世界展示中国魅力,展现中国人的智慧和气度的重要标志性建筑。
设计实施这“第一件展品”的正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院院长何镜堂教授和他所带领的团队。近日,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何镜堂建筑人生》和《何镜堂建筑创作》三本书,为读者详细介绍中国馆的来龙去脉和何镜堂院士的建筑设计理念以及他的学术人生。在新书发布会上,本报记者专访了这位年过古稀仍精力旺盛、被同事和学生戏称为“空中飞人”———2008年一年里,乘机120多次,而去年一年更是达到了130多次的当代建筑学泰斗,请他为我们聊他的作品,他的理想,他的人生……
1 “中国馆”背后的故事
从“中国器”到“东方之冠”
2007年4月25日,上海世博会组委会开始向全球华人公开征集中国馆设计方案。招标范围限定为“全球华人”,招标公告在近年来罕见地仅用中文一种语言。据说,这是因为近年来我国的标志性建筑几乎成了外国建筑师的实验场,从鸟巢、水立方到央视的新办公大楼,中国建筑界“很受伤”。这一次,决策部门认为,作为东道国的场馆,应该由已经成熟起来的中国建筑师来设计。
经过几轮激烈的竞标,由何镜堂和他的华南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华工)团队设计的“中国器”方案脱颖而出,夺得了榜首。最后,中国馆最终的设计方案由建筑专家、地方到中央各级领导,经过多次会议研究,确定国家馆以华工“中国器”为主,地方馆以清华“叠篆”为基础。于是,由何镜堂任总设计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和清华安地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体共同组成建筑设计施工团队开始了国家馆的建筑施工。
集简约、节能、传统、现代等风格于一身的中国馆,在2010年2月8日举行了落成典礼。有人说,它像古代的冠帽,也像一个装粮食的斗……总之,“很中国”,可是谁也说不出它具体像什么!这正是何镜堂最得意的地方:它既不抽象也不具象；留有想象的余地,却又满载着中国元素!这座经过整合设计,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以高13米的地方馆作为底座,国家馆被托起高达70米,收获了世人无数惊艳眼光、屹立在黄浦江畔的巨型建筑,“如托天耸立的巨鼎,稳健张扬”,被重新命名为“东方之冠”。
差点落选的方案
中国建筑师以巨大的热情响应了上海世博会组委会的邀请。来自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欧美等地的华人建筑设计师纷纷提交了他们的方案,“大陆有名望的建筑师设计团队差不多到齐了”,单清华大学就送交了十几个方案。组委会原先估计能收一两百件方案就很不错了,没料到,最后却一共收到344份。
三百多个方案,无法全部细看。专家评标现场,工作人员从每个方案中选择一张图,制作成图片,每张图显示5分钟时间,循环播放,由评委打分。经过一轮轮“海选”,当344个方案剩下20个,华工的方案出局了。“也许,华工的方案在进50的时候就出局了。”何镜堂说。但是,就在到20进8的时候,评委们发现问题了:剩下的这些方案中能让人眼前一亮且有实施潜力的很少。进而他们意识到,海选时仅凭几张照片定夺,并不能展示一个方案的全景,于是回头对淘汰掉的方案重新甄别。评委之一的程泰宁院士发现了“中国器”。
方案的构思通过“中国器”来整合中国元素,表达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气质,展现中华之“魂”。设计可总结成中国器、经纬网格、福荫空间、中国舞台、时代精神、和谐六个构思意象。中国器在一片浅水的映衬下立于黄浦江畔,雍容而华美。
华工“中国器”方案就此“复活”,其浓郁的中国味和别致的造型得到评委的一致好评,从此一路高歌,以最高票顺利进入前8。
2007年8月30日第二轮方案评选正式进行。
陈述阶段很关键。因为年事已高,何镜堂很少亲自陈述,这些年,他亲自陈述的就只有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等有限的几个重要项目。可是这次何镜堂决定再一次出马,迎接挑战。
陈述时间总共是20分钟,因为前面有一个15分钟的PPT,所以只剩下5分钟。5分钟里要表达清楚设计理念且有震撼性的效果,并非易事。
之前一天中午,和团队的几个年轻人吃完饭,何镜堂写了份稿子,念给大家听。几个年轻人觉得还不够有感染力,而且建议他脱稿讲。
晚上回到宾馆,何镜堂再次修改自己的稿子,并讲给大家听,“感觉好了些。”大家给他肯定,提出一些建议。一个晚上,他不断修改……他精神抖擞地站在评委会面前陈述完他的设计理念后,回到住处,何镜堂近乎虚脱。
不久,消息传来,最后决出的“三强”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中国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简盟工作室与上海建筑设计院合作的“叠篆”(外观镌刻着古代叠篆文字)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龙”方案。投票结果:“中国器”和“叠篆”均为10票。“龙”方案外观呈龙形,太过具象,后来被放弃了。而“中国器”的中国韵味和富有标志性的外形,使它成为入选大热。
正当大家欢欣雀跃,准备到餐厅庆功的时候,何镜堂却听到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有人提出“中国器”结构、技术较为复杂,而工期又很紧张,最终实施方案可能另择。
仿佛兜头一瓢冷水,大家傻眼了。之后,何镜堂争取机会向有关方面直陈自己的意见:“中国器”在建造方面并不是很难完成,其结构简单,受力均匀,符合结构原理。另外,针对交通、消防等问题设计团队都有较周密的考虑。“甲方”———组委会最后采纳了他们的方案。一波三折,中国馆的艰难诞生正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国人的期望。
2 大器晚成的世博中国馆总设计师
建筑被称为“凝固的音乐”,因为它介于精神和物质之间,它总是反映着时代的最前沿,是与生活最贴近的艺术。“建筑师应该是最懂得生活的人”,这是何镜堂的恩师夏昌世告诉他的。因此,建筑师的职业是令人羡慕的。
贵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作品而且是可以传世的作品无数、桃李满天下的何镜堂,其实,是一位亲切温雅坦荡的长者。能够一辈子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种人生,放到哪里,评价都会是“幸运”两个字!可是,对于这位出生于东莞、地地道道的广东人何院士来说,这种幸运却不是随随便便得来的。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学建筑就是学做人。”
他向记者描述了他的人生“曲折”:研究生毕业,正是要开展事业的时候,却遇到了“文革”。为了一家团聚,在1973年,他调到北京轻工业部设计院,而这里的工作主要是设计厂房,工艺及结构设计才是主要专业,很难进行建筑创作,处处掣肘。大好年华就这样白白流失!上世纪80年代初,百废待兴的国家,正需要各行各业尤其是建筑师发挥作用的时候。而这时,人到中年的何镜堂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是像梁思成那样,选择从此专心致志研究理论著书立说呢,还是像大多数设计院的总建筑师那样,选择“埋头苦干承担实际设计任务”呢?无论前面哪一种选择,都不能完全发挥他自己的长处。
他决定独辟蹊径走两者结合的路。从事建筑创作是自己一辈子都不更改的意愿,为了能尽快地提高设计水平,应该找一个既能从事建筑设计又能从事建筑研究的工作平台。正好,母校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的前身)向他伸出了橄榄枝。1983年5月,毅然举家南迁,回到广东老家来。这时的何镜堂已经45岁了。
45岁,才真正开始他的事业之路。之前不断积累的学术素养、建筑实践经验在这时找到了出口,喷薄而出。
深圳科学馆、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奥运会羽毛球馆、摔跤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世博会中国馆、汶川地震纪念园……要是你有耐心,这一串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这也是何镜堂目前的“成绩单”。“世博中国馆是不是您职业生涯的收山之作?”“哦,不!”面对记者的疑问,70多岁的何镜堂毫不迟疑地否定了这个想法。其实,这上面列的很多作品,就是在何院士的团队成功“攻下”世博中国馆以后的手笔。我们有理由相信,大器晚成的何镜堂院士,现在才刚刚进入他事业的“青春期”。
3 崛起的“岭南建筑学派”
“岭南派建筑”
随着何镜堂院士和他带领的团队在各项建筑工程的招投标上频频胜出,建筑学界一片惊呼“岭南建筑学派”正在崛起。
“岭南建筑学派”脱胎于“岭南派建筑”。
岭南派建筑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形成的,夏昌世先生是岭南派建筑的奠基人。他开创了适应地方气候的建筑新技术,并赋予建筑具有园林精神的自由空间。夏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起带领南方建筑师实现了岭南建筑的重要转变,奠定了岭南精神的风骨。人们把这支极具岭南地方特色的建筑流派称之为“广派”或“岭南派”。
清华大学教授曾昭奋最早把中国建筑新风格定为北京的“京派”、上海的“海派”和广州的“广派”(“岭南派”)并归纳出“岭南派”建筑风格的特色是自由、自然和符合人们活动规律的平面安排；明快、开朗和形式多样的立面和体形；与园林绿化和城市或地域环境的有机结合。
1989年建筑评论家艾定增在其论文《神似之路———岭南建筑学派四十年》中指出:“岭南建筑学派在地域上指的是以广州为中心的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及桂林、南宁、汕头、深圳、珠海、湛江和海口等地的近代建筑主流,在时间上指的是19世纪中期以来的建筑新风格的发展与成熟,其中也包括大大滞后了的理论。”他还指出:“岭南建筑学派与岭南音乐和岭南绘画具有同步性,是和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的政治革新运动相呼应的。而‘两广’人的近代生活方式及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条件则是它产生的根基。它的发展经过以下几个过程:首先是洋人带来的洋建筑的输入。接着是由侨乡开始的土洋结合、中西合璧式的建筑(也有园林庭园的大量出现)。再就是中外建筑师有意识地将中西建筑糅合在一起(其中有强调民族形式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原中山大学及岭南大学等等,有强调西方形式的而且数量较多)。最近40年则是和西方融合、古为今用的初步成熟期。”
从形到神的提炼,奠定“岭南建筑学派”的基础
如果说“岭南派建筑”主要分布于岭南,与“京派”“海派”的区别主要是在于形体而不是精神。那么,到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何镜堂这一辈的作品已经打破了这种地域上的区隔,而且,用他的“两观三性”理论大大拓展了“岭南派建筑”的精神内核,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流派。
在《何镜堂建筑创作》这本书中有一篇何镜堂亲自撰写的文章《我的建筑人生》阐述了他的创作思想:
“1996年初,我在《建筑学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建筑创作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首次在学报上提出了我的创作思想。2000年中,我在中国工程院学术会上作了《建筑要体现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学术报告。后来我在2002年9月《建筑学报》上发表了《建筑创作与建筑师素养》一文,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我所主张的创作理念,即两观(整体观、可持续发展观)、三性(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的学术观点,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我的创作思想和实践每年都多次在全国或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交流。近十年,正是我从事建筑创作最活跃的年代,我以‘两观三性’为指导,从事大量的建筑创作,通过创作实践使我的创作理念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
每次设计定位,我都以‘两观三性’的设计理念为指引,从分析项目的地域、环境入手,挖掘不同项目的历史文化特征和地形地貌特色,并与现代科学技术和表达手段相结合,寻求不同项目所需表达的创新点和突破点,在此基础上提出项目的创新定位和构思要点,再深化设计。”
世博中国馆也是何镜堂实践他这一创作理念的成功范例。这座建筑的设计,正是围绕着何镜堂一开始给它的定位“中国特色,时代精神”来破题的。这以后,才有了新技术、新材料的应用,才有了节能、环保、经济、绿色等等子概念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