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有幸能在此与中国城市规划协会的同仁们探讨一下目前澳大利亚特大城市发展战略及城市规划模式的演变。

　　为此笔者特别比较了中澳两国之间城市管理所面临的诸多差异，如城市化进程以及由此导致的配套基础设施投入的压力等方面，目前中国都大大高于澳大利亚。尽管从1975年到2002年澳大利亚年年均人口增长率（1.3％）略高于中国（1.2％），但中国的人口总量超过澳大利亚2000万人口的65倍以上，这意味着城市发展政策所面临严重压力。而且中国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同步向高端财富创造模式转变。目前，在中国仅37.7％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澳大利亚有91.6％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中国拥有较多超大规模城市，如上海、北京大约1400万人，武汉超过800万人口，而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悉尼，仅410万人，相对较小而易于管理。

　　尽管有大量不同的特征，笔者认为在两国间对特大城市进行比较研究是很重要的。因为作为规划工作者所面临的问题，都是没有国界的，如交通的持续性，住区的可供量、基础设施的经济效益性等。

　　1 澳大利亚——高度城市化的国度

　　首先从澳大利亚的城市发展看，19世纪早期几乎没有任何现在所熟知的城市和集镇，澳大利亚的城市是在原始自然的土地上强行殖民主义经济的杰作。几乎从一开始，澳大利亚以羊毛和黄金为主的殖民地经济就集中于日用品现金交易和国际贸易。生产经济从广义上说相对先进，因为如经纪业、金融业、法律和其他城市服务业等细划分工已初步具备，这正是寡头资源型企业发展所需求的。这种经济结构带来了快速的城市化。

　　澳大利亚产生国际化大城市的速度可谓“眨眼之间”，从诞生至1861年，仅25年间，墨尔本就位居欧洲殖民地的大城市榜中，人口达到12.5万，而当时北美也仅有7个城市超过它，它比与之同期（1830年）建立的芝加哥的人口都多。当时的悉尼拥有人口9.6万人，也属于世界级大城市。

　　今天，尽管世人对这个国度的印象依然是广阔的开放空间，自由漫步的牛仔们和袋鼠，澳大利亚已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澳大利亚城市化模式的另一个特征是相当比例的小城镇早期依靠地方资源开发而产生，随着产品技术的推进和资源的消耗而逐渐萎缩。如许多高级商务活动都向大城市和地区中心城市集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澳大利亚几乎是一种流动的城市化模式，由少数的大城市（通常是州府城市）统领全国，这也是特大城市战略规划变成澳大利亚的首要规划问题的原因之一。

　　2 大城市最初的冲击

　　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在澳大利亚关于城市设计、土地划分、邻里关系结构问题都依靠公共健康法律中的片段规定来解决，主要是为了保证有效的交通系统，各类公用设施的可达性和功能冲突的用地间的有效隔离等。

　　澳大利亚早期全面规划立法的进程受到英美模式的极大影响。英国的花园城市运动被广泛接受，它着眼于村庄式的自给自足和独立单位的生活方式。美国模式具有较强影响，特别是它对作为保证城市秩序化发展的有效手段——“区划”的倡导，区划为居民、投资者、基础设施供应者等各方面提供了确定性。美国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也同样影响了澳大利亚早期关于城市发展理想模式的探讨。其中以基于“草原学校”（塔里埃森）的芝加哥学派提倡的低密度与自然和谐的郊区模式最为突出。“草原学校”理论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在赖特的门生沃尔特·伯里·格里芬（W·Griffin）对堪培拉的新城规划中可见一斑,现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首府。该规划方案在1911年所举办的国际征集竞赛中胜出。至今堪培拉依然体现出Griffin和他的搭档Marion Mahoney最初所追求的原则，即基于自然郊区建设、私车出行为主导、住区的和谐性等内容。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曾强烈影响澳大利亚早期规划实践的海外理论都源于“旧世界”对工业化的应变和“迪更斯型”城市的创造。城市化结果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即一方面表现出产品规模化的效率性，而另一方面却又逼迫工作人员们必须适应不健康、难看、甚至有些不宜群居的生存条件。这些情绪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逆城市化”，这是一种对前工业化城镇生活回归的渴望，因为其具有更简单清晰的城市结构，经济、社会、环境更佳的平衡。

　　尽管在城市规划立法过程中从来没有明确地支持这种逆城市化观点，但笔者以为它为迄今仍普遍流行于澳大利亚的郊区化城市模式奠定了基础。此类郊区化城市注重创造私密的居住空间的和谐性，即在每块土地上建立拥有较大花园空间的独立住宅，新鲜的空气把城市工业和商业所产生的污染及麻烦安全隔离。

　　3 二战后——郊区化大城市

　　因为资源丰富而具有的日用品价格优势，使战后的澳大利亚经济保持着持续的繁荣。特别是羊毛、矿产、牛肉带来的优厚的出口收入使得政府能够对企业实施一种高度地方保护政策。在坚实的关税保护壁垒之下，诸如汽车、重工业和其他制造业得以迅猛发展，特别是维多利亚州（首府为墨尔本）和南澳大利亚州（首府为阿德莱德），大规模的公共住宅得到发展，为急速扩充的企业工作者提供栖身之所。事实上，当时劳力的需求非常强烈，以至于澳大利亚政府实施大规模的移民计划，鼓励欧洲和英国技术娴熟或半熟的工人移居澳大利亚，大批移民都是经政府特别优惠政策入关。

　　从二战后到1970年代早期，澳大利亚名义上是一种保守型的政府体制，它一直实行着一种福利政策，通过银行融资部门调节，政府对房屋业主、小工商业主及农民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完全来源于税收和财政收入。在这段“大繁荣”期内，财富持续增长，机遇广泛分布于全国各领域及各阶层。

　　从城市发展角度看，这段时期的显著特点表现在私人住宅置业和私车拥有的迅速普及，二者结合缔造了郊区化城市。所有的中心大城市都突破了原有结构——长期以固定的公共铁路交通系统所支撑的区域发展结构。城市空间向这些公共交通可涉及的区域肆无忌惮地迅速扩张，许多高产的农田和风景优美的地貌被逐渐蚕食掉。当然，受财政供给的基础设施配置也在城市扩张运动中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增设的基础设施费用由纳税人支付，而并非是新建区业主直接负担。尽管对于新建区的人口来说，这些基础设施的配备相对滞后，但他们置业的首款可以大大低于非财政支持的基础设施所摊的费用，私有物业主可以轻易越过支付地区配套建设所需高额费用的屏障。

　　大城市对非建设用地的侵略扩张就是这些经济力量及分配政策下的产物，承担着大城市交通运输职责的公共交通在城市功能中的份额急剧萎缩；为满足私车出行的服务要求，零售商业设施的布局随之调整，每个地方停车方便与否成为首要因素。商业中心的布局越来越分散，“大盒子”似的大型购物中心（mall）在“城区外”的各个地方迅速增生。

　　4 战后的大城市规划模式

　　大体来讲，战后澳大利亚中心城市规划基本策略与这种以私车出行为主的城市发展模式一致，主要的任务是 “预测和提供”道路空间以及与人口和财富增长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对其消费价格体系的管理和制度性改革的要求却很少。在城市规划研究中工程及建筑等物质规划概念仍占主导地位，而不是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一个关键的城市规划议题就是如何保留非城市化区域的“生态空间”，以及对后来被视为中心城市老城区衰败的管理研究；这种衰败是向往乡村田园生活的大批城市居民的外迁所导致的。于是许多城市开始着手全面改造旧城“贫民窟”区域。

　　下图浓缩了这段时期城市规划的主要原则。大城市发展区域突破了过去公共交通所限制的城市边界。规划目标并不是为了限制城市发展区的扩张，而是要引导城市按指定的经济走廊发展，合理布局新建的基础设施，保证民众对楔形绿地的拥有。澳大利亚的几个大城市都相应增补了城市发展走廊规划，它包括以快速路网为主的交通系统规划，旧城历史保护、城市公共绿地、滨水景观等专项规划。因为许多专家相信“勒·柯布西耶”模式的旧城改造建设可以使之恢复功能，成为比新区更具优势的魅力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