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嵩山申遗搁浅，中国申遗首遭不利。十五年来的申遗路走得顺当，此次，五台山申报自然遗产失败，嵩山整体卡壳，此前被连续的一次性成功所掩盖的困境多少浮出了水面。

　　在国外，嵩山少林与李连杰一样出名，中国武术誉满全球，文化上的阻力应该较小才对，此次受挫想必另有原因。一些报道指出，仓促准备和过大的申报规模导致申遗受挫。舆论则直面嵩山建筑群的内在问题，将矛头直指少林寺，认为过分的商业化损害了文化内涵，不加节制的旅游破坏了嵩山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少林寺似乎早已习惯了成为舆论焦点。商业化的势头可谓大张旗鼓，手机号亦可开光，寺庙亦可连锁，和尚的生存新模式惹人争议……文化遗产的商业化之路由是成为一个吊诡：信息时代下的文化消费，究竟是在消费文化，还是消费文化遗产本身。

　　商业寄生于文化遗产在中国早已不是新鲜事。地方政府将文化遗产的经营权转让给企业，以股份或合约方式获利，实现所谓双赢，这种做法遍布全国，也是出了名的“双刃剑”。而更为人诟病的是，不少企业都有政府的背景，政企不分和巨额灰色收入都使这种做法饱受非议。

　　嵩山申遗的搁浅也许折射出了我国遗产保护事业潜伏的结构性困境：各类经济主体已发展起来，加之地方财政困难，以文物养文物的模式势不可挡，那么现行的以国家财政统揽一切的文物保护法，就与现实存在着极大的冲突，较之其上世纪八十年代母本所处的时代背景，其可操作性面临空前的挑战:是否需要新的法律与政策规范文化遗产事业，可否给与企业模式多一点法律空间，进而进行切实有效的约束？地方政府和文物部门如何从开发的队伍中剥离出来？如何给国家财政减负以便顾及那些边缘化的文化遗产？当发生恶性事件时，文化遗产的所有者，即国家，该通过何种手段经由何种程序收回经营权，以防止情势恶化？这一困境的出路显然仍需要探索。

　　申遗本非一日之功，保护遗产更是任重道远。据悉，嵩山的申遗路还在继续，相关部门对一年后的申遗成功志在必得。然则，嵩山最终要面对的不是世界遗产大会，而是国内公众雪亮的眼睛。要让世界遗产之称号名副其实，嵩山和中国所需要的时间又岂止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