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基层劳动 到升任园林局副局长

　　“64年底我研究生毕业时，北京市园林局正承担着发展菊花的研究课题，而我研究生所选的研究课题正好是菊花，于是我就被分配到了北京园林局工作。”张理事长继续向记者讲述着。

　　“64年底65初，极左思潮已经开始，您可能也会感受到吧？”记者问道。

　　“在我身上已经完全体现出来了。”张理事长回答着：“我被分配在市园林局下属的花卉处，然后又下到一个实验花圃负责菊花引种。做为最基层的花圃，这里条件非常艰苦，干打垒的苗圃、木板房的办公室，三九天，天寒地冻，木板房冰冷刺骨，我只能围着火炉整理技术资料，培植菊花要用手堆放马粪，因此更多的时间我与工人们一起从早到晚干着又脏、又累、又苦的劳动，但当时自己并未感到很苦，与这些纯朴的工人在一起劳动我不仅学到了许多实际动手栽培技能，还从他们身上感受并学到了很多质朴的美德，使我与园林工人建立了一种真挚、朴素的情感。”

　　“我想这种情感十分重要，这对您日后担任园林局领导是十分宝贵的。”记者说道。

　　张理事长认真地点头后继续道：“我在实验花圃干了一年后，花圃的场长支援三线去了银川，于是，我被破格提升为副场长，主管生产。但好景不长，才干了半年，文革就开始了，因为我是副场长，又是花卉处的团支部书记，因此被做为封、资、修培养的黑苗子，下放到更加基层的班组劳动。四年的劳动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一线工人的了解，他们对工作的热爱、敬业与无私奉献，使我深受感动，这也是我一生坚定地热爱并从事园林事业的重要的一部分动力。”

　　“人一生在一个单位、从事一个职业，确实需要对这一职业极大的喜爱，没有这个强大的动力，是很难做到的。”记者认真地说道。

　　“72年恢复了我副场长的职务，从这一时期开始，我陆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并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作。”张理事长继续道：“毛主席纪念堂修建前纪念碑南侧有两大片花带，每年的'五.一'、'七.一'、'十.一' 我要带领实验花圃场的技术员、工人设计、培育、移植各种花木，布置这两大片花带，当时人员很少、技术与设备也非常落后，我们将花木装入柳条筐中，脚蹬人力平板三轮车，将花木一车车、一筐筐从天公园拉到天安门，再完全用人工将花木种上。不仅要种活，还要将花带设计得高雅、大气、美观。”

　　“纪念碑南侧的两大片花带与一大片松柏林，我记得很清楚，印像很深，那时，对于整个北京城来说，这里是最美的广场园林，平日这里人群川流不息，每到节假日更是人潮似海，这里当时是北京的一个靓丽的窗口，也是全国的一个美丽的亮点。”记者感慨地说道。

　　“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伟人去世的76年，我带领大家为伟人们的追悼会会场的布花，编织鲜花花圈，以及为毛主席纪念堂的布花做出了努力，做了贡献。能用我们亲自设计、亲自培育、亲手布置的花卉为三位伟人送上最后一程，这让我与同事们都感到很光荣、很自豪。”张理事长充满真情地说道。

　　“能亲自为这三位伟人送行确实是一种荣幸。”记者感慨地说道。

　　张理事长继续道：“改革开放后，我所在的位单升格为处级建制的北京花木公司， 我也升任了花木公司副经理，主管生产与技术。这一时期北京许多重大活动的用花、布花均由我负责并带领花木公司员工承担完成。到了83年由于北京市园林局领导干部年龄结构老化，急需补充知识型的年青领导，经过全局上下的民意测试，我被提升到副局长的领导岗位。而这一民意测试的全过程，我当时全然不知，是事后才知道的。我的性格原本应该是完全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但国家的需要将我推上了领导岗位，我深信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自己决不会辜负这个时代，应该能干出一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