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保护，首先要强化政府保护的责任。应站在战略的角度看待文化遗产保护，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在重大工程建设中，各级政府要确保文物部门能够履行职责，提早规划，提前介入，依法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文化遗产。要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建设规划、财政预算、体制改革以及各级领导责任制。要主动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作为增强一个城市认同感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

　　其次要完善公众参与的机制。我国的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全社会共同的财富。从根本意义上说，广大民众既是这些珍贵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也是文化遗产的传承者，是文化遗产的第一主人。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是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要大力宣传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全社会行动，研究制定发挥人民主体地位和作用的政策措施，拓展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渠道，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记者：在各地城市化进程中，有哪些成功经验和需要吸取的教训？

　　单霁翔：近30年来，我国城市建设在众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一些城市在物质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同时，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却重视不够。在城市化进程中，要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需做好八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树立城市规划中的保护观念。应将文化遗产保护的要求体现到城市规划的各层面，避免文化遗产保护与工程建设的割裂，将保护融入城市规划设计之中。

　　二是探索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历史性城市通过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可以缓解在城市性质、规模、布局方面过于集中的压力，通过整合资源、功能互补、提升质量，切实促进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

　　三是实施“保护旧城，建设新区”。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新城和旧城的关系问题更加突出，成为历史性城市保护的首要问题。重新明确城市发展方向，“保护旧城，建设新区”，有利于协调保护与建设的矛盾，两者相得益彰。

　　四是贯彻旧城“微循环”整治方针。旧城要实施整体保护。旧城内的传统建筑重在加强日常修缮，对历史文化街区应采取小规模渐进式的整治加以改善。这样既有利于保护传统特色，也有利于维护原有社区结构，还有利于保障和改善当地居民的现实生活。

　　五是尊重城市原有路网格局。旧城内要防止城市快速路穿越，避免形成超大规模的街坊，维护原有的路网格局和街巷肌理；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特别是地下轨道交通，形成对市民出行和未来交通格局的有力支撑。

　　六是注重保持和发扬城市特色。城市化的发展往往带来文化的趋同。因此，要重视城市文化的历史渊源，重视区域文化的差异，重视文化多元的保护。保护好城市独具的特色，才能保留住这个城市的精神世界和灵魂。

　　七是加强城市考古研究工作。城市考古研究与历史性城市保护的关系非常密切。每一个古代城市虽然历朝历代有所变化，但是城市的基本形态和街道布局很难改变，城市的地下遗存中蕴含着极为珍贵的历史信息。

　　八是遵守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文化遗产保护不是简单的、短期性的建设行为，而是高层次的、长久性的文化活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坚持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对文化遗产的维修要坚持可读性、可识别性和可逆性原则。

　　记者：您认为“旧城改造”、“危旧房改造”这两个词没有“文化”，那么用什么词比较恰当？

　　单霁翔：一直以来我反对“旧城改造”和“危旧房改造”的提法，虽然这些提法在城市建设领域被广为使用。“旧城改造”的问题在于，将拥有千百年文化积淀的旧城仅仅定位于“改造”的对象，而忽视对传统社区进行保护以及采取“有机更新”的方式加以整治的责任。“危旧房改造”的问题在于“危”和“旧”不分。如果说房屋危险，出于解危的目的需要改造的话，那么大量传统建筑仅仅因为年代悠久，就要彻底改造吗？可喜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放弃了大拆大建的“旧城改造”和“危旧房改造”方式。

　　城市建设要贯彻旧城有机更新的方针。旧城不能采取“推平头”的方式进行改造，应该小规模、渐进式、微循环地进行更新。拿北京来讲，应该对北京的历史文化街区进行详细分类，把每一栋建筑和四合院的历史沿革、保护状况、产权归属与环境的关系等等进行分析，然后决定是保护还是更新。城市道路也不能简单地穿城而过。北京的道路应采取将机动车向外疏散的办法，使城内车辆很容易进入环道。减少穿城而过的交通量，才能保护城中的环境。

　　可以说，未来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和文化遗产保护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各级文物部门今后将在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下抓紧工作，用一项项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工作成果去填充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蓝图，使先民创造的辉煌文化遗产流传长远，让子孙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