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国花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不短的时间，备选花种，首屈一指的是梅花，但也有人力顶牡丹，还有人持梅花、牡丹双国花之说，可见国人对牡丹的钟爱。

　　牡丹是我国土生土长的观赏花木，原产于我国北部，现在在秦岭和陕北山地还有许多野生的。牡丹是毛莨科灌木，又有“鹿韭”、“鼠姑”、“百两金”、“花王”、“富贵花”之称。牡丹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品种繁多，《花镜》记载有一百三十一种，《群芳谱》记载有一百八十余种，明朝薜凤翔的《亳州牡丹表》一书竟列出了二百六十九种，分神品、名品、灵品、逸品、能品、具品六类，极尽牡丹之品类。不过，古人认为牡丹中品位最高的还是黄、紫两色，所谓“姚黄魏紫，牡丹颜色得人怜”。

　　牡丹有许多响亮、美好的别称，诸如“国色天香”、“百花王”、“富贵王”等等。“国色天香”之称出现在牡丹栽植、观赏之风最盛的唐初。《群芳谱》指出：“唐开元中，天下太平，牡丹始盛于长安。”据传，有一次唐玄宗在内殿观赏牡丹时，问到咏牡丹之诗何者为首，陈修己上奏说是李正封的诗“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最为有名。此后，牡丹便有了“国色天香”的美誉。此外，唐代诗人皮日休也有诗咏牡丹：“落尽残红始时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百花王”之称始于此时，因为牡丹花朵硕大艳丽，冠绝群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沿用了这种说法：“群花品中，以牡丹第一，芍药第二，故世谓牡丹为花王。”牡丹的另外一个美誉“富贵花”，大约始于宋代，源于周敦颐《爱莲说》中的“牡丹，花之富贵者也”。

　　“洛阳牡丹甲天下”，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说法，因此牡丹也有“洛阳花”之称。洛阳是宋代的大都会，十分繁华，莳艺、赏赞、歌咏牡丹之风也最盛，所以牡丹也就有了“洛阳花”之称。在当时的洛阳，到了花期，往往倾城倾国，观花赋诗，蔚为壮观。邵伯温的《闻见前录》就记载说：“于花盛处作环囿，四方使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亭胜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载花饮酒相乐。”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也记载说：“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遨游，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帘，笙歌之声相闻。”总之，洛阳的牡丹花不仅开得好，而且当地男女老幼无论达贵人还是贫民百姓，都对它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直把牡丹花期当成了热闹的节日。这也无怪于如今每年的洛阳牡丹节享誉中外、宾至如潮了。

　　牡丹以它独特的姿质逗引着人们的审美热情，也便渐渐地渗透到人们的观念意识中，成为吉祥象征物。如果说，牡丹“国色天香”的雅号还在于说明它的审美特性，那么“花王”、“富贵花”所寄寓的就更多的是超越审美领域的意义，反映着人们企盼、祝颂既富且贵的意愿。文人雅士以牡丹命名自己的书斋、花园，如宋代周必大有“天香堂”，明代周王有“国色园”。妇人们则喜欢把牡丹簪插鬓边髻上，史载唐时妇女多簪牡丹于髻上，以显示其妩媚与富丽。

　　既然牡丹既具审美价值，又有吉祥寓意，那么它也就必然成为传统吉祥图案的重要素材，比如“官居一品”、“国色天香”，就是牡丹的纹图。此外还有：

　　富贵长春——牡丹和长春花（或白头鸟）的纹图。

　　长命富贵——寿石、牡丹和桃花的纹图。

　　神仙富贵——牡丹、水仙的纹图。

　　十全富贵——牡丹配以十个古钱的纹图。

　　这些图案应用于画稿、衣料、家具、什器、建筑等，极其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