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喜欢大的。”——毛泽东，1958（不知道原话是什么）

    我经常到中国，但是不知何故，直到几个月之前才有幸到北京一游。北京和中国的大多数城市一样，不仅规模大得让人感到压抑，而且规划存在“自生自长”的风格。不过，和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北京拥有一个矩形的纪念碑（人民英雄纪念碑？），宽阔的林荫大道，间隔很开的建筑群以及厚重的帝都气质。



    总体上，这个城市的原型是紫禁城，在马可·波罗（Marco Polo）的描述中，将其称为这个星球上最精美的，最完整的宫殿群（“世上无人能设计出更好的了”）——堪称一座令人惊叹的王朝纪念碑。集权主义政权偏好递进式建筑，表现在其在任何地点和比例上都要运用其热衷的形式；政治意义的北京可谓权力和支配结合体的一个典型范式。正如凡尔赛（Versailles）之于奥斯曼（Haussman）的巴黎，紫禁城之于同时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北京。并且，作为天体几何学（celestial geometry）的陆地表现形式，紫禁城本身是通过递进地设计而成的。

　　这个城市中令人惊叹的建筑项目已为承办这个国家的首次奥运会作好了准备，它们是以上观点的明显的延伸。持续的宏伟，不可思议的规模，动员的劳动力，对于象征主义的固着和规划上所体现的中央集权化，都在表明这是一个具象派的、城市的和建筑学上的城市项目。这个城市抓住每一个时机彰显自己的重要性，从硕大无比的机场到似无尽头的环路和数百万棵用来表明“绿色特性”，净化废气的树苗，以及高速公路那边波坦金风格（Potemkin fashion）下残余的无序。



　　如此多的“雷”人建筑由外国建筑师完成本身也具有强有力的象征意义。数千年来，中国一直以排斥外来的非华夏的夷狄（non-Han barbarism）影响。特别是这个国家的近现代史被定义是与殖民主义、侵略、和帝国主义势力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这些意识形态包括所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当中国选择那条特别的道路的时候，其热衷建造的基础设施所反映的正是“我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资本主义消费高潮时期的建筑和观念特点。汽车和其暗示意义被狂热地接受，制造出巨大的交通堵塞，高速公路扩张，污染以及其所有衍生物的蔓延。

    这种无节制的城市主义的杂交与全球化发展高度一致，并且和其他地方一样的是，拼凑下诞生的建筑形式交替地具备了畸形、迷人、让人生畏和熟悉的气质。对于一个陷于一种内部对与“对外开放”的争论之中文化来说，传统和全球化之间的冲突非常重要。这场争论一个具有启示性意义的事件就是去年故宫中从2000年就开始经营的星巴克被迫关闭。咖啡店的关闭是一些人请愿的结果——他们收集了50万个抗议“侮辱中国尊严”的签名。但是，应该在哪里划线呢？



    中国已经为本土化和外来影响的问题争论了多年。如果说当前的发展模式是强烈地按照国际大都市的形态来塑造——从洛杉矶到迪拜——而毛时代的建筑形态可看做是被苏联的巨型住宅、粗笨公共设施和斯大林式纪念碑所奴役的对象，也是一种荡涤帝国主义印记、经典主义和颓废主义的欲望的表述。但是本土和舶来范式之间的对抗也引发了19世纪建筑形态的创新，这样的创新由数百万人扩散并持续在为城市生活中的问题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这个过程所产生的影响既有快乐又有焦虑。

    这也说明一个重要的调节大与小之间兼容性的战略无疑是后现代环境中最麻烦的问题之一。

    在参观紫禁城的时候，我同时被其惊人的精致和巨大，以及它在公共和内部空间的区别上定义自己的方式所震撼。特别是皇帝位于内廷的寝宫看起来非常袖珍，其规模体现了乡村生活的私密性，一个小院子环绕着数间小房间与近在咫尺的宏大的外朝空间形成鲜明对比。这里，阴谋也是个人的，并且容易让人联想到一些奇怪的宫廷规矩——太监候在宫闺之外用燃香计算皇帝对妃子的宠幸时间。对于自己的表现，皇帝也许较常人承受着更为巨大的压力。



    中国人在本土建筑方面的才智历史悠久，考察北京遍布小径和小店的胡同，这里的庭院住宅街坊正在快速消失，地处首善之地核心的它们曾是隐私和多样性的承载体，但这个城市正迅速抹去这些曾经最为经典的公共特性，这样的特性肯定了其在建筑上的历史性成就的独特性和辉煌。这些地方不仅为现代主义者今天塑造城市的理念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想像空间，还为城市的全面性注入了不可替代的元素，这样的全面性需要得到延伸，而不仅仅是保留。

    如果说北京的胡同代表了一种纯粹的中国城市表述（尽管与亚洲其他地方的庭院集合体有着相似性），那么上海的弄堂（或是里弄）（以及我最近与学生正在研究的武汉里份，）则代表了一种复合性建筑，可以看做是过去与舶来范式遭遇后的成功派生物。这样的街坊在鸦片战争之后诞生，当时上海和武汉已经被列强侵占，并成为租界地和通商港口。在1845年，地方政府发布其租界法令，对这些外国飞地（enclaves）的范围和法律特性作了定义。法律条约规定洋人不得租房与华人，华人禁止在租界地居住。



    之后不到10年的时间，太平天国造反，大量的华人开始在洋人的允许下寻求庇护，这导致租界国单边修订了土地法律，废除了禁华条例。其结果是大规模的房地产热潮，让许多大公司都将焦点转向房地产业，既搞现房出租，又在租界影响力的辐射区域搞新物业建设。这些公司包括有传奇色彩的沙逊（Sassoon），怡和集团（Jardine Matheson）和仁记洋行（Gibb Livingston），它们之前已经从鸦片和其他商品贸易中获益匪浅了。

    这些新街坊的建筑很快发展为弄堂的模式，在笔直而狭窄的过道两边修建两层高的联排房。最初，这些房子还保留了传统庭院混合体的规划，被压缩和扭曲以适应具备界墙的环境，规则的几何外形和其城市地位中狭小的面积限制，它们仍然保留了一个窄小的过庭和一种从公共街道穿过私人门户通向幽深内府的递进感觉，这与建设、物质性和风格的传统形式类似。杂合体而已。



    随着建筑形式进一步发展，其形态不断在变化。小院子为客厅或者是半封闭的花园让路。设计形式调整为适应更小的，不会增员的家庭。房间按照功能的现代理念进行分隔。楼层增加到3层或是演化为公寓。发展趋势也融入了西方建筑的装饰性和形态学方面的元素。

    这样的住宅类型在上世纪40年代按照常规发展出西班牙（Spanish）、都铎（Tudor）和现代（Moderne）风格，并且其他风格已经普及并与这个城市四分之三的近人口都居住在弄堂形式的建筑中。

    是什么令这样的建筑独具特色呢？或是其个人元素相对于其在城市化活动的缺乏。有代表性的是，你通过一条主街的入口走进一条里弄的时候（与弄堂毗邻的地方），再左转或是右转都可以进入一条巷子。从入口的的轴心开始，较小的交叉轴通向平行的巷子，将街区的部分或是整体分隔成半自治的街坊形式，有时这些交叉轴还会与其他相邻建筑相连。小巷几乎是纯人行道，并且经常成为零售和其他商业形式存在的场所，比如办公室和小规模制造厂什么的。每一个这样的地方都是一个小世界，不仅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元素提供空间，而且还通过弄堂门对门的邻里之间彼此的不可回避性来形成强烈的社区意识。尽管布局狭促，但前后皆临小街的建筑的规模并不大，所以可以拥有充分的光照和通风条件。



    当然，里弄之间的质量差距巨大，从一开始就为草根阶层修建的里弄无疑是肮脏之所，缺乏足够的卫生设施，破旧的房屋结构，更奢谈什么像绿地这样的公共消遣场所。但是其模式还是很有才气的。尽管是被包围的街区，它们却非难以接近的封闭社区。在城市的疯狂躁动中，它们是相对安静的孤岛。并且，在面对现代大都市不断增加的疏离感上，它们产生的是一种易于管理的规模和一种极端理性发展的增长效应，以帮助形成各种社区交流模式，这是许多当代高层建筑项目（缺乏替代性）不太可能实现的东西。

    尽管北京的胡同的建筑形式不同于上海的里弄，但是它们的组织结构的特色是类似的。低矮、紧凑和亲切，它们是奇妙的街坊，便于步行，亲切和多样性。事实上，这些地方因为如此地独一无二、令人愉快和日益珍稀，正享有（或是忍受）贵族化的命运。在最近一次考察中，当我与一位想买一处中意的胡同房产的中国同仁一起走进房屋中介的时候却发现，其价格堪比曼哈顿。市场可能是残酷的，但绝不愚蠢。



    对于这些细密的街区的消失的悲恸已经成为一种类似陈词滥调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些有灭绝危险的街区的保护问题很难和中国人无关。而错误在于，将问题简单地简化为保护，仅将这些形式视为不可复制的历史产物。当我们所有的人在面对激进地去创造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筑形式和复原世界范围内的社区形态学基础的需求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从中国的里弄和胡同中汲取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