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新址的电视文化中心（缩写TVCC）着火的时候，李照兴正在上海的一家小饭馆里喝酒。手机响起，朋友在电话里嚷道：“央视新楼着了，我第一个就想到你。”那个元宵夜，先后有十来拨人跑到火灾现场要为李照兴做“直播”。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对于这场大火，这个喜欢在城市间漫游的香港人一定会很关注。

　　今年年初，李照兴的新作《潮爆中国》在内地出版，开篇即断言，央视新址是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缩影：潮，却不平衡，其间还夹杂着虚荣和盲目。“它作为一个目空一切的建筑，振奋、迷惑、唯美、催眠，它揭示了资本与权力的紧扣和城市开发的野心，它试图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秩序”。在李照兴笔下，这座超一流的建筑，带有几分虚幻的意味，因为“坐巴士从老北京的胡同转到那儿，城市景观就像从清朝驶向了外太空”。

　　有一次，李照兴从香港背了几本繁体版新书入境。在深圳罗湖口岸，边检人员半开玩笑地问：“《潮爆中国》？是要爆破中国吗？”

　　书的作者连忙解释，粤语中的“潮”，跟“潮人”、“潮流”一样，有“时髦”的意思。“潮爆”就是很潮、非常潮、潮到极致。只是，他并没有告诉对方，粤语中的“爆”，还有“爆煲”的意思，指“内里积藏得太多，或热得太劲，终会爆破”。

　　在这本历时5年写就的中国城市文化笔记里，李照兴首选“央视新址”作为“潮爆”的典型。没想到，一场耗资100多万元、却造成数亿元损失的央视内部焰火晚会，为他的判断做了注脚。

　　“任何东西潮到极限就会爆，就像第一次吹波（气球），吹到最后肯定会爆。”李照兴笃定地说：“怎么让那个波又大又不爆呢？这个没人知道，除非你爆过一次，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可以吹多大。”在这个乐观主义者看来，“爆一次也好，就知道极限在哪儿了”。这对当下急速飞奔的中国城市化脚步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

　　冲着天空去的，没有向着大地

　　作为旁观者，李照兴认为近年来中国饱受争议的话题之一是城市的大规模拆迁，而央视新址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与众多北京人对这座新潮建筑不屑一顾不同，客居北京的李照兴一直很好奇地盯着它一点一点地长大。他至今仍记得，2004年夏天，央视新址还只是一块空空的工地。其时争议声不断，工程停了下来。工地上连围板都未遮严实，里面“像一个被淘空的矿洞”。

　　后来，北京搞了一个以央视新址为主题的展览，随后展览搬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使其一跃成为当代建筑的杰出代表。李照兴也在这次展览中读出了这座大楼试图统领整个北京CBD（中央商务区）的野心。

　　李照兴本人非常赞赏这座极具创意的建筑，因此他很不理解，这个在国际上备受好评的设计，为什么在中国竟被人们称为“大裤衩”。

　　元宵夜TVCC的这场大火，更让他感到诧异。朋友们告诉他，现场围观的市民中，大多数的人像在看戏，没有痛惜的神情，仿佛发生的不是灾难。这一点和李照兴在网络上看到的反应相似，网友们在即时更新的新闻或视频之外，夹杂着评论、讽刺和批判，甚至很快就开始PS创作，以至于李照兴还没回到北京，就收到了香港朋友转来的“TVCC熊熊燃烧的背景下，咸蛋超人与怪兽对打的科幻场景”。

　　所有这些都促使李照兴摆脱单纯的建筑美学角度，重新对这座建筑进行考量。他觉得问题可能出在两方面：一是新盖的东西跟原来的社区不匹配，又对原居民造成了影响。二是它的奢华和夸张，让老百姓觉得耗资巨大不是出于必要，而是像那场耗资100万元的焰火一样，只是为了炫耀。

　　2005年夏天，李照兴搬到临近央视新址的光华路。当时周边的建筑还没拆光，工地旁残存着小街小巷。有时，李照兴会骑车过去，在胡同里的小店吃碗面条。在他的印象里，北京的店主通常都很随便，在里面吃饭、喝酒都无所顾忌，有时店主还会端个酒杯来与客人神聊。

　　然而此刻李照兴看到的却是“不知道明天的日子怎么过”的那种迷茫，同时夹杂着烦躁和无奈，“好像很匆忙，巴不得你走，好赶快收工”。当问到具体的问题，比如“要搬走了？”店主人最典型的表情就是摊开双手，做无可奈何状。

　　熟悉了之后，李照兴开始体会到当地居民的心境。“昨天的街道、昨天的建筑、昨天的邻居都没了，就剩下个‘拆’字写在墙上”。这是央视新址工程指挥部留给那片地区最多的一个字，“手写的黑色大字在圈中挥舞”，只留下威慑力和不安全感。

　　在一个推介新书的沙龙上，李照兴与读者们分享了这段经历。在他看来，这座巨资缔造的传媒帝国之所以不受民众欢迎，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冲着天空去的，没有向着大地”。

　　这样一群人和这样一座建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李照兴的故事，让在座的一位叫姜妍的女士想起了新华社记者王军的那本《采访本上的城市》。那本书的封面让她印象颇深，上面印的就是“央视新大楼与生活在它脚下的居民”，以表现“建筑给城市人带来的压迫感”。而姜妍本人，也是那些居民中的一分子。

　　2008年年初，姜妍在京广桥旁的新街大院租了间房。每天一走出楼门，抬眼看到的就是那座高高耸立的央视新址。有一天，她开始想：“我们这样一群人和这样一座建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在一篇文章中，她写道：“我每天生活的古老大院，就在被称为‘大裤衩’的建筑之下，这是一个我第一眼看到就喜欢上了的院子，像极了小时候住的军队大院。院门口配钥匙老爷爷周围总会聚集一群下象棋的居民，他身旁的老式收音机里有时播着戏曲，有时播着评书。没人配钥匙的时候，他会抽空做上几个关蟋蟀的小笼子。往外走两步，沿街就是个小型菜市场，再然后是呼家楼电影院，一路走到底的话，还能碰上至少3家小卖部。小卖部的门脸很小，都是附近居民自己开的，即使是午夜回家，他们也会开着，店主亲切地打声招呼，我就买上两袋牛奶回家……”

　　此时的姜妍并不清楚，就在她搬进新街大院之前半年，央视新址工程指挥部以强制拆迁的方式，“请”走了新街大院11号楼的最后17户居民。据当时的香港《文汇报》报道，这是央视拆迁指挥部自2005年以来实施的第6次强拆。在此之前，央视工地东西两侧已有近21户居民分5次被强行迁走。

　　当然，等姜妍来到这里的时候，拆下的砖瓦早已清空，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只是拆迁的传闻仍然笼罩着这个社区。姜妍还记得，刚入住的时候，时不时有居民挂出国旗，以示抗议。

　　元宵节当晚，姜妍刚出差回到北京，对窗外的那场大火并没有过多的关注，很早便洗洗睡了。她的“无动于衷”，算是附近居民中最“中立而温和”的态度了。

　　在这个从小生长在北京的女士看来，这座城市的马路越来越宽，建筑越来越豪华，随之而来的，却是人们和城市的距离日益疏远。她带着几分怅惘地说：“记得小时候，亚运村还是一片稻田，夏天哥哥会带着我们去逮蚂蚱，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后海一条条古老的胡同，我们常常穿梭在里面去小学同学家里做客，我还记得姥姥会带着我和弟弟去院子里挖野菜，以及那些趴在地上拍洋画的男孩们……”

　　姜妍很想知道，今天的孩子以及今天的大人们，是否还会跟这座城市有着这样的亲密接触。她觉得，快速行进的城市，有时候也需要一些人情味儿。那种感觉，可能就像午夜走进小区里，可以顺路就买到一包烟、一袋牛奶一样。

　　只是，这一切的安全感、归属感或是幸福感，都与那座惊世骇俗的庞然大物，毫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