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南京的古城“危旧房改造”遭到了29位学者的联名“抵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功能的升级，使新与旧，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古城改造、古城保护也由技术性问题，延伸为社会问题，文化问题。

　　在古城改造的过程中，政府和受到委托的设计单位，所面临的是一个个棘手的问题。做得好，则名垂千古，做得不好，则留下骂名。同时，古城改造还牵涉到多方利益，以至于很多单位和企业虽然都对古城项目“心向往之”，但在实施过程中则显得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即使只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解决方案受到历史条件，经费，时间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如何做得更好尚有多种可能性。如果是受到强力干预的“政绩工程”，则几乎是业主方的水平决定了最后的走向。另外，古城的改造和保护不仅要从当下来看是最优的决策，还要经得起历史和时间最后的检阅。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改造交通为由，决意推倒城墙和城门。时任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大小场合公开表示反对，认为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应该保留。同时提出了北京从整体保护的构思出发，建议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为未来北京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更大的空间，避免大规模拆迁的发生，降低经济成本，自然延续城市社会结构及文化生态；另一方面，提出平衡发展城市的原则，增进城市各个部分居住与就业的统一，防止跨区域交通的发生。

　　这就是梁思成和陈占祥著名的“梁陈方案”。梁思成当时甚至向领导直言：“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如今，五十年已经逝去，除北京外，更多的城市仍在如何改造的争论声中不能自拔，由此带来的城市问题已波及这个城市里的每一个人。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五十多年前，老北京曾经获得过一种“完整保护”的选择。当年在保护文化遗产上，我们国家刚刚起步，没有专门的法律可依，也缺少上下的共识。可在这50多年的时间长河里，法律和意识都取得了进步，古城改造和保护仍显得步履蹒跚，争议不断。

　　其实，古城改造不是不能做好，而是人们对待古城的态度，以及能否达成共识。遗憾的是，也许是受了“多元”思想的影响，几十年过去，类似梁陈方案之争的“争议”，“争论”，仍在各个城市旧城改造的研讨会上响彻于耳。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提出各种“新颖”的观点，甚至有专家打着“发展”的旗号，对于古城保护的价值认识不足，恨不得立即开着推土机将城市旧貌换新颜。

　　有了这样的声音撑腰，开发企业自然求之不得，于是当争论声如火如荼之时，一些拆迁设备已经悄悄地开到了现场，类似“蚂蚁啃骨头”般的逐段肢解、蚕食，最后干脆是“墙倒众人推”，连根挖掉。在惊人的速度中，过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瞬间化为灰烬。而其带来的损失和影响，要在现实的教训中才能觉醒，就像今天的北京。

　　历史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不要再重复历史的悲剧。但在这一点上，人们却显得忘性太大。当推土机推倒了城市的历史的时候，人们应该果敢地捍卫历史的记忆，尤其是失败的记忆，而不是心存侥幸。时间发展到今天，众多中国古城改造的失败案例也已经说明，在古城保护上并不是不能做好，而是没有人来代替历史发出诘问。

　　能否多几个苏州的例子？苏州古城保护显得如此小心翼翼，恰好是对历史的敬畏和尊重。这也需要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建筑设计机构不断地诘问自身：古城改造，是否符合文保法规？古城改造，是保眼前的楼市发展还是子孙后代的文化和资源？古城改造，是多数人的民生，还是少数人的虚荣心？

　　只有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和设计者心中有历史，有教训，能在改造前多问自己几个问题，历史古城毁于一旦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类似苏州古城的例子也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