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它独特的外观吸引着人们自发的前往观赏，为地区带来旅游价值之外，也带给公众美好的感受。这就是成功的新地标。

　　开发商需要一座地标，就像库哈斯的两个扭曲重合的L，而非实用的办公楼。

　　2001年7月13日，申奥成功。人们挥舞着国旗走上北京街头欢呼的时候，大抵是因为这一场盛会终于轮到中国举办。不会有人想到，七年间，以奥林匹克为由头的一场地标性建筑风潮刮遍以北京为核心的中国版图。七年间，北京多出的不仅仅是几处造型抢眼的建筑，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激进的念头。

　　时值申奥成功第九年，奥运落幕一周年，上个月13日朝阳门SOHO的三期设计图公布。吸引人们眼球的除了设计师的名字扎哈·哈迪德外，就是一个数字，400万英镑（约合4400万人民币）——金融危机似乎没有影响到顶尖设计师的行情，中国的业主也并没有因为大环境的不妙而谨慎地收紧腰包里的现金。潘石屹对此也笑称“不惜花重金”，却“物有所值”——在他看来，朝阳门SOHO日后必将与鸟巢、央视新址并称为北京新地标。

　　成为新地标，是开发商与设计师之间心照不宣的准则。没有谁再轻易满足于中规中矩的设计图，并期望将路易斯·沙利文的“形式服从功能”与扭曲的外形相结合，以达到内涵同样抢眼的效果，但好事总不会一直降临在同一个人身上，建筑也是如此。

　　新地标运动

　　在英文的释义中，地标性建筑被称为Landmark。建筑界一直将其理解为高大、设计感强烈、让人一眼记住的建筑。它标示着你来到某个区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城市的方位划分。从西班牙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到巴黎的新凯旋门，这些近二十年内新建的建筑吸引了人们的视线，将其与古老的纽约自由女神像、凯旋门等附着着历史意义的老地标区分开来，被冠以新地标的称谓。

　　在中国北京，区分于天安门、故宫这样的历史地标，十年以前的国贸、东方广场等商业场所开始被人们视为某一区域内的新标识。近几年，国贸在四周不断树立起来的建外SOHO、央视新楼、世贸天街等新建筑的包围下，出现了这样的画面——实在同一区域，却多出了好些个标志点。走两步一地标，是北京的现状吗？

　　建筑界的浮躁气息被奥林匹克之火点燃，新建的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与央视新址将新地标运动轰轰烈烈地推向高潮，开发商们都期望自己的建筑能在北京的大沙盘上与众不同。所以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保罗·安德鲁（PaulAndreu）要说，当我把这个设计图拿出来时，自己都不可思议，但是保守的中国人却接受了它，他们急需一个现代化的“蛋”告诉世界，中国和过去不一样了。

　　国外明星设计师的涌入造就了这些建筑的奇迹，造地运动却没有因为奥运的结束而告一段落。急速的开发中，人们往往忽视了地标也需要附属上的文化意义。巴黎的新凯旋门位于巴黎拉德芳斯（laDefense）金融商业区中心，处于中轴线上，在新旧两个街区之间，门的意义贴合城市的历史，贴合周围的环境与生活的氛围，这在北京的造地运动中，是被忽视的盲点。

　　职业设计师VS责任感

　　香港文化名人陈冠中在一次对谈中提到，FrankGehry在迪斯尼设计了一个全钢材材质的音乐厅，太阳下这栋建筑令周围的温度上升了15度。这栋地标建筑给周围的环境带来了什么？陈表示，建筑不是装置艺术，它不可以说拆就拆，它带来的影响是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所以它需要极大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将这个问题抛给了学习了十年建筑的专业人士Ben。他的最后两年学生生涯贡献给了哈佛建筑学院，并留在美国的设计院工作了两年。Ben表示迪斯尼的音乐厅在洛杉矶的市中心，那附近没有人居住，人们喜欢那个建筑，它就是

　　一个成功的建筑。一座建筑，例如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它独特的外观吸引着人们自发的前往观赏，为地区带来旅游价值之外，也带给公众美好的感受。这就是成功的新地标。他在和我的对话中几次提到：不明白什么是设计师的社会责任感。他认为，一个职业的建筑设计师，只是商业行为中的一个环节，负责提交合理的设计，满足开发商的想法，只要不违法就可以了。

　　这样的交锋不止出现在职业设计师与非专业人士之间，还体现在设计师群体内部。于是不同的阵营选择了不同的表达方式，世界上才会出现不同的房子。那么职业设计师的责任感究竟落在何处？

　　CCTV新址的候选设计中有伊东丰雄的一份提案——一个水平扩展的直径300米的大圆盘，足以以一层的的面积涵盖几块功能，适合CCTV所需的大型演播厅的设置，并增加了员工互相交往沟通的可能性，这些实际的考量将责任感这样的虚词融入到图纸当中。遗憾的是，设计师的好意并不为开发商领情——他们需要一座地标，就像库哈斯的两个扭曲重合的L，而非一栋实用的办公楼。

　　公众的选择

　　大多数的北京人并不觉得这个城市缺少稀奇古怪的摩天大楼，他们习惯了在宽阔大气的街道上抬头就能看到太阳，没有水泥与玻璃幕墙的阻挡，对城市规划的抱怨多来自于中心绿地的面积缩水，公众场所设施的不健全等等。古老的城市在变迁中陌生起来，当老北京人还在用呼家楼、白家庄、八王坟表述朝阳区CBD周边区域时，其实已经没有那所谓的楼、庄、坟。建筑不存在，地标意义却仍然存在。这也许是新地标最难以抗衡的——无形的记忆地标。

　　一位城市规划专业人士指出，地标并不是建出来的，也不是由设计公司设计出来的，而是被公众认出来的，是大家对它的评价和认可才能使某个建筑具有影响一代人或是几代人的能力。那么，在建立这些“地标”之前，是否有开发商和业主对周边人群进行过探访，了解过他们对新地标的认同感有多少？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这一场改变城市版图的运动中，只有公众失去了对地标发表任何建议的机会和权力，哪怕这座地标的名头是为公众而建的开放性广场，哪怕一座扭曲的充满反光面的大厦即将出现在自己的阳台对面。

　　马岩松在参与制定北京未来的规划时说，希望为人们建造更多的开放式绿色区域，而不是大楼。但是，更多的现状是，用35亿元人民币的投资将迪拜的七星级帆船造型酒店照搬到广东佛山，定位为珠三角地标性建筑——这条新闻以绝对骄傲的态势告知广东民众，我们有更国际化的新地标，哪怕它只是一次可笑的复制。

　　也许，需要兴建这些新项目的开发者们真正意识到，并不是外观接近方西的楼群才能成为地标，四合院同样可以成为地标的时候，新地标的运动才能够放缓脚步。因为那时，才是城市规划者们从白热化状态中冷却下来思考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