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规划浪费引发的拆拆建建，使老百姓和纳税人的血汗钱打了水漂，也给各地政府带来了高昂的行政成本，进而影响政府信用。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周琦教授周琦说：“我在美国芝加哥市住了6年，芝加哥现在的城市规划是1887年做的。芝加哥之前是个小镇，1887年被一场大火给烧了，后来就做了一个城市发展规划，现在建设还是依照这个规划，没有大的变化，那张规划大图至今还挂在市规划局里。 ”（《半月谈》最新一期）

　　在“有多少建筑可以推倒重来”的疑问声中，我们看到了芝加哥带给我们的另一番景象：城市发展规划百余年未变。相比之下，上海市有“亚洲第一弯”之称的延安路高架外滩下匝道的设计寿命长达50年，却只使用了11年就宣告寿终正寝；2002年初，武汉“外滩花园”因违反国家有关防洪法规被起爆拆除，政府为此付出了数倍于其上亿元投资的代价；备受关注的南京紫金山“观景台”被人工爆破，数百万元的国有资产白白流失……这些远去的爆破声犹在耳际，警醒各地的“规划之笔”。

　　而结合芝加哥“城市规划土”百余年未变的事实，谁该对我国“城市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进行反省呢？客观地说，单纯就城市建设说城市建设的思维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如果人为地剥离城市规划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内在联系，无视其背后的利益博弈和权威性利益分配，城市规划就难以摆脱“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困境。应认识到，城市规划的多变与政府和官员自身利益的过于张扬，造成的城市普通公众发言权空间狭小乃至利益无法得到保障有着密切的关联。

　　当前，某些领导为了谋取私利，好大喜功，盲目干预开发过程以及城市布局，修建一些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利益的政绩工程，使得“长官意志”高于公众意志，结果背离了维护公共利益的价值目标。还有的规划被指责为有权有势的社会阶层服务，而忽略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

　　因此，面对芝加哥“城市规划图”百余年未变，笔者以为，社会特别是官员群体应进行反思。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两院院士周干峙在200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上曾说，当前城市规划工作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行政干预过多，二是被开发商暗地操纵。城市建设涉及到开发商、市民和政府等多方利益主体的利益调整，是牵涉到多方互动的复杂过程，需要兼顾市民、开发商和政府的利益，建立和完善多方参与的制度安排。城市规划既不能以政府利益最大化为诉求，也不能一味地偏袒开发商，应在多元利益需求中寻求均衡，保障多元利益和谐并存和共同发展。

　　我们何时才能拥有百年未变的规划呢？笔者以为，给公众以参与权和表达权才是最好选择。不少城市的公众往往只能获得经过过滤和处理的不完全信息，公众的表达渠道、监督能力都相当有限，公众的一些重要观点、建议也无法得到真正表达的机会。公众参与表现为被动参与和末端参与，其参与效果几乎取决于掌握公共管理权力的主政者的价值取向。事实上，公众的实质参与权因种种原因而失去了。但普通公众是城市公共利益的享有者，他们关注城市建设，并期望借助于城市建设提升自身福利水平。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市民对城市规划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参与愿望。基于程序民主理论，既然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人民，城市建设不应将普通市民排斥在外。

　　芝加哥“城市规划图”何以百余年未变？我们何时才能不再艳羡芝加哥“城市规划图”百余年未变呢？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