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城市改造已经打上了仇和的印记。如果用地理学家大卫·哈维的话说，这个印记就是昔日巴黎式的“创造性破坏”。而破坏延续的是另一种轨迹的再生。

　　19世纪中期的巴黎就经历了一场“巴黎大改造”，以今日巴黎四处可见的林荫大道，取代了昔日的中世纪城市面貌。

　　从东部眼光看去，偏安西南的昆明已经摸黑上道，开动了“无刹车的高铁”，如今两年有余。应该承认，仇和给昆明带来了变化，例如“治人先治官”之河长制度，使流入滇池的古老六河之水变清；二环路修通以后，市内交通确实畅快了；城市的街道种满了树；政府机关办事效率提高了。

　　争议之事当然亦不少，例如城中村改造，已经动工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差不多都存在扩大化的问题，而将在这些地方出现的并不是“保障房”，而是“高端住宅区、高端写字楼、SOHO、购物中心、时尚步行街、超市、体育中心”。这背后透出的正是社会张力，一头是目标远大，手握规划图，身后是无所不及的执行力，另一端则是无从表达自己的居民，只能以生于斯长于斯的一种生活习惯或信念来体验自己熟悉的城市变成巨大恐龙。

　　其实这种“创造性”并非要采取“破坏”的方式体现。例如引起非议的“拆防盗笼”。这件事最后以政府埋单得以推行。我曾观察了昆明市街头的两种防盗笼，外挑式的和封闭式的。平心静气说，前者比后者的美学价值高。我希望改造者能够怀着一颗平常人过日子的心，走过街巷，重新打量一下这些“丑陋之处”。他们应当帮助这些人加固防盗笼。

　　城中村改造也是一样。许多被扩大化的城中村仍然在顽强抵挡。这里实际上也有共赢的可能。例如居民提出的自我改造方案。这种举动体现了居民参与城市改造的主体性，这是昆明这个城市的生命和灵魂之所在，地方领导人应当响应这种动议，使已经形成的对立化为共赢。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昆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