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耿彦波在大同的所作所为被视为一场赌博，“不干也是死，下点猛药吃不好也是死，但吃好了就可能起死回生。”

　　这服猛药，除了浩瀚的拆迁，还有强力的规划，无不写满争议，又不乏烂尾隐忧。

铺开如此大的城建摊子，大同人担心，市长调任，工程烂尾，耿彦波在担心什么？ 

　　仰视侵略者遗产

　　“一个侵略国，居然能站在这么一个高度对大同的长远未来进行规划”

　　谁会冒天下之大不韪，珍视一份侵略者留下来的遗产，并且不远千里，,远赴东瀛？2009年底，正在给大同设计大剧院的日本专家告诉市长耿彦波，日本侵华期间曾为大同做过系统的城市规划，耿彦波很感兴趣，借着去日本大牟田市访问的机会，在日本国立图书馆找到了这份泛黄的图纸，“专业性、超前性令人惊叹，惟一的缺陷是对人口没有现在的远见。”

　　日本设计者当年写道：“对如此贵重的文化遗产进行适当的保护是我们的文化使命……避开古城，在城外建设新城。”耿彦波忍不住感慨：“一个侵略国，居然能站在这么一个高度对大同的长远未来进行规划，我不得不仰视这个民族在城市规划上的专业精神。”

　　现在，这份沾满历史血泪的旧规划被视为大同历史上的“大事件”，放在了城市规划展览馆里大同规划史的最前面，“它的层次比我们过去的规划要高得多”。

　　这个细节波澜不兴，亦几乎无人问津，而惟独市长引为久违的共鸣。

　　城市规划首要在于科学性。当年的日本规划中，大同工业都市的布局在十里河以南，距离古城至少十公里以上，一个颇有预见的距离，而如今，正因为前些年电厂被建在了城市周边，大同发展空间极大受阻。

　　类似不尊重规划的教训还有，一条高速公路选线恰好压过文赢湖边，而文赢湖周边是御东新区的黄金地段，最后的代价是政府再花5亿元来实施改线，最终释放出了近7000亩的黄金土地。
保护古城的口号，大同亦喊了多年，但越保护，越衰破，新开工的房地产项目甚至就建在了古城墙上。而规划中的新区，仍未能有效地控制，反而把新农村建设的试点放在了那里。

　　这些教训现在成为耿彦波强调“拆迁有理”的论据，“拆迁就是纠正过去错误的规划”，“耿拆拆”、“耿指倒”（一指就倒）由此得名。城区区长祁雪峰说，光城区（大同的一个区）在两年多时间内，就共计拆迁超过一万五千户。

　　官场最忌朝令夕改，但又总是，十个县官，十个现管。大同在2006年编修的城市规划获批还不到两年时间，耿彦波就决意大动干戈，另起新规划。他为此背负了一意孤行的指责，但却坚持“一定要改过来”。

　　新规划和70年前日本人的意图几乎不谋而合，耿彦波解释说，“在一个城市的大容器里，古今分开，新旧两立，鲜明对比自然会产生一种张力。过去总有矛盾，是因为发展跟保护总被放在一起。”

　　反思北京，不屑平遥

　　“规划是建设的龙头，是一个城市不败的基础。”“这不是我的发明，是梁思成先生提出来的。”

为了复原古城风貌，大同东城墙和角楼被花费巨资翻修一新 （杜光利/图）

　　在耿的眼里，不遵循梁老先生的意见、执意在古城内原地发展的北京是一个鲜明的反例——古城破坏越来越严重，而古城内的发展空间却越来越小。他治下的大同，不能重蹈覆辙。

　　2008年2月4日下午，耿上任大同市长的第二天，当晚八点，将视察的第一站选在了规划局。规划局总工程师刘明君还沾沾自喜，山西省内只有大同和太原两家规划获得了国务院批准。

　　谁也没想到，新市长当头泼了一盆冷水，“第一，城市布局比较散、没有特色；第二，城市路网设计得不够合理；第三，产业布局不够集聚。”这三点直中软肋，刘明君心知肚明，2001年开始编制，历经5年才获批后，2006版规划早已过时。

　　十天后的首次市委常委会上，新市长第一次完整提出了“一轴双城”的思路：“古城实行整体保护，在东边建立御东新区，中间以御河为轴，西边传统，东边现代，两相呼应。”此前一周还是大年初一，新市长翻城墙，被狗撵着一路跑，在残缺的黄土城墙上，才发现数百年来大同古城的里坊结构竟从未遭到破坏，还有包括华严寺、九龙壁、善化寺在内的一批“国保”遗存，“脚下的古城才是城市的核心价值”。

　　在他看来，除了平遥，文化名城保护在中国没有成功的案例，但平遥并不能与大同相提并论：“无论是年代久远、文化高度，还是城市规模、历史遗存，平遥都不及大同。”

　　拆迁争议如影随形，耿彦波在古城保护上的文章也是由来已久。1995年任灵石县长时，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复了“王家大院”，随后被评为“国保”；主政榆次期间，他又修复了“常家庄园”，与前者并称“晋中双宝”；履历太原，耿提出“建设一个新城 改造一个旧城 挖掘一个古城”的整体思路，但只呆了一年多，未及实施。大同看起来是理想的“折腾”之地。

　　调研仅短短十天，耿彦波就拿出自己的规划，“要赶在开春动工前，定下思路。”他扬言，五年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