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中国“生态文学”的痕迹

　　尽管有些人对“文学是现实人类社会生活的艺术表现”这样的观点持有异议，但是，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总是伴随新的社会观念和行为的改变而在不断调整的情形还是明显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在有力地影响着文学的变化，文学的变化也在不断适应和促进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

　　在人们认为自然资源是个无尽的宝藏而不惜付出代价去掠夺开采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要付出怎样沉重的代价。进入20世纪中期，大自然终于忍受不了沉重的开采负担，变得脆弱和狂躁起来。全球气候变暖、冰山融化、臭氧层出现空洞、地球植被严重损伤、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等。现实的严峻局面，终于使人们意识到地球家园存在的危机，发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喊。随之而来，一种尊重自然，并努力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意识逐渐生成，最后成为一种全球最广泛的人类共识而得到拥护。

　　中国生态文学也正是在全球共识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一种从题材对象到内容及观念价值等都很现实与新颖的文学现象。虽然中国古代有老子“道法自然”的哲学观点，也有过挚爱山水自然的种种文化艺术表现，但真正意识到任意损毁自然最终会损害人类自身的观念，还是上个世纪后半期才形成并明确起来的。

　　在我的印象中，出现比较早并在读者中产生重要影响、可视为“生态文学”作品的是徐刚发表于1988年的《伐木者，醒来！》和岳非丘写于1988年初的《只有一条长街——为长江母亲代写一份“万言书”》。前者通过作者在武夷山和天目山等地林区的采访，亲眼看到了肆意滥砍林木、导致自然植被严重破坏的情形，呼吁人们放下砍刀，爱护森林，造福现实和后代；后者也是在细致具体的调查采访后，沉痛地呼吁人们停止污染长江、保护母亲河。这两部作品，都是作家在清醒地意识和自觉状态下，用保护生态环境的眼光看待人类社会行为和呼吁保护生态环境的报告文学，在最初面世之后，新颖的内容面貌立即引起读者的高度重视。自此以后，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增强和生态环境状况的进一步恶化，这样的创作就迅速地繁荣起来了。

　　随后，一大批报告文学面世，比如，沙青描绘北京严重缺水情形的《北京失去平衡》，何建明报告各地盲目疯狂开采矿山、破坏生态环境的《共和国告急》，张雅文为一只东北虎被捕杀而沉痛呼吁人们保护野生动物的《放下你的猎枪》，李青松感伤不少野生动物消失情形的《遥远的虎啸》和全景报告中国政府实行“退耕还林”的政策、保护修复生态环境重大举措的《共和国：退耕还林》，徐刚的有感土地沙漠化严重情形的《沉沦的国土》、报告大地干涸水资源危机的《江河并非万古流》，陈桂棣愤怒和倾情呼吁保护淮河水质、珍爱两岸百姓生命健康的《淮河的警告》，哲夫的长江、黄河、淮河的“生态报告”，李林樱报告三江源生态环境严峻情况的《生存与毁灭》等，这些作品既用惊心动魄的事实报告呼吁保护生态环境、以更多地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也鲜明地将“生态文学”的个性特点表现出来，使读者对其有了理解和接受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