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着旗装的女人倚着假山的一角矜持地站着，身后是假山亭台，四季的婀娜团聚在这里。后来，这里的种种似乎变成了另一个女人的乡愁———英国人立德夫人曾在20世纪初短暂停留北京，这个花园成为她挥之不去的记忆，她在《我的北京花园》里写，“从我家平台上可以俯瞰到一个漂亮的屋顶，我们以为那一定是一座庙宇。于是，首先就上路去找它。这并不很容易。我们发现自己沿着一条小巷往下走，突然转了个弯，然后有人轻声地告诉我们，那是一位刑部官员的府邸……我们征得同意，去观看那棵让我们在花园里赞叹不已、现在发现在这儿种着的参天大树……”

　　从漪园到余园

　　时间过去一百多年，在某网站论坛上出现了一场争论，王府井大街上的“余园”起初被认为就是“立德夫人的北京花园”，一座已消失的花园。

　　从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大楼北面可以看到余园被复修的一部分。这里的保安称，“里面什么也没有”。

　　余园的主体部分是社科博源宾馆，临王府井大街的正门新修了一面影壁。

　　临街处还有宅院残存的一间老屋，不远处就是美术馆。

　　当年的科学院图书馆所在地已是一片空地。

　　隔着窗户玻璃观看余园被复修的一部分，玻璃上能反射出不远处的美术馆。

　　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刘阳介绍，道光咸丰年间，东厂胡同西部成为大学士瑞麟的府邸，胡同东侧往北一带则是他的花园“漪园”，这个花园范围很大，向北一直到现在的翠花胡同。但八国联军侵华后，花园范围一再缩小，集中在东厂胡同东部。劫后余生的花园被改成“余园”，光绪年间，余园住进了直隶总督荣禄，1904年变成公园，后来又再为荣禄后人拥有。民国五年，袁世凯为了笼络当时的副总统黎元洪，从荣禄后人手里买下余园送给黎元洪，在社科院考古所原所长王仲殊看来，这儿是开过国务会议的地方。

　　1950年8月7日，王仲殊从北大毕业来社科院报到，“那时候这个园子可真美，有假山亭台，一个小池塘，周围种满了丁香树，每年春天丁香盛开的时候，飘着一股淡淡的香味。”新中国成立后，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考古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等单位进驻位于东厂胡同的旧宅院，“考古所就在余园里，近代史研究所在胡同西侧。记得园子里还有一棵老松树，有五百年了，北京一共有两棵这样的老松树，另一棵在北海。起初的两年，我们经常在花园里散步。”

　　胡适等人在此居住

　　1925年，在余园靠近王府井大街（当时称为王府大街）的地方，日本人设立了“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也被称为“东方文化研究所”，盖起了北京城最早安装铁制门窗的楼房。

　　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王学庆看来，要说是破坏，早在日本人占领北平时期或是更早，余园的整体格局就逐渐在被破坏。史料记载，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余园被俄军占领，后来又被德军占据，并被改成野战医院。王学庆认为，“这栋建筑对于研究中日关系史意义重大，目前有东京社科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包括北平的东方文化研究所，这三个所都是在同一时期成立”。王学庆介绍，后来这里也历经变迁，抗战前给过北京大学，40年代中央研究院在北平的机构也设在这里，一直到解放后这里成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77年才成立中国社科院）。

　　王学庆是1962年10月从上海来社科院报到的，他毕业时曾因为写了《论石达开出走》被批评，“内心很不安”，然后又侥幸地分配到社科院，这个曾被称为“余园”的地方让他想起了它就是本来的主人瑞麟镇压太平天国受功领赏的结果，然后感叹不已。园林的整体结构还保存，余园花墙是北京常见的虎皮墙砖砌，但立面却采用了江南园林的样式。他所在的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办公区内的几间房子是胡适曾经住过的，“房子不大，那个时候的学者住的房子就是小小的几间。新中国成立之后是范文澜居住，一直到我进社科院前夕，他才搬走的。”

　　上世纪60年代初，花园池塘里的水已经干枯，但是丁香花开得很旺盛，社科院办公所在地，东厂胡同西侧的一溜平房周围还种着白果树，王学庆记得，“长得很好”。

　　院里房子越盖越多

　　“从五十年代，这儿就开始盖房子了，但盖的都是平房，当时还是有（保护）观念的，觉得新房子应该和周围相协调。”据说梁思成在五十年代就反对在这里盖房，认为老宅院是明代建筑风格，盖房会破坏整个宅院的风格，但是当时社科院各个单位发展很迅速。

　　王仲殊介绍，1950年他刚来到考古所的时候这儿有18个人，而到了50年代末，就发展到200人左右，经常是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办公，而东厂胡同西侧改成的科学院宿舍，他也一直没有轮上住，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住在北大。王学庆不无玩笑地说，考古所平时都去各地刨坑挖宝去了，到了冬天人都回来了，挤满了屋子。

　　房子越盖越多，旧宅院的正房被隔成几个小间作为办公室，王学庆介绍，从五十年代最开始搭建的用于考古分辨的物理、化学实验室，一直到后来盖了小礼堂、篮球场等。60年代末全市大挖防空洞，从东厂胡同西侧一直挖到了东侧，和余园内的假山连在一起。但王仲殊说，“文革”期间，这个园子没有受到破坏，工作还在继续，因为当时周总理说，考古的工作不能停。

　　最大的改变发生在这20多年。现在余园的主体部分是社科博源宾馆，立面采用仿古花纹，临王府井大街的正门新修了一面影壁。王仲殊称，“最早盖成高楼的是近代史研究所大楼，这是80年代的事情。当时据说是时任领导李铁映看到社科院的办公环境太差，给拨了经费。近代史研究所占了考古所的一部分地方，楼盖好后给了考古所一层办公楼。现在的考古所是前几年才盖好的，当时就想保留一间耳房，现在博源宾馆中间还保留了一个牌楼，里面有亭台和一点假山。”

　　现在这扇簇新的门两边各挂着一个牌子：右边写着“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左侧写着“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门卫称，“里面什么都没有”，本来想改造成会议室，但是迟迟没有动工。博源宾馆后面包括近代史研究所门前还有老房子，但已经不是老宅院的部分。当年的东方文化研究所、科学院图书馆所在地，往西的大部分已经是一片空地，站在未化的积雪上，美术馆在两棵倾斜的树之间闪耀。

　　文史爱好者钟爱的考古书店，挂上了“暂停营业”的牌子。而网络上关于“立德夫人北京花园几点疑问”的争论也已经尘埃落定，立德夫人所称的“她的花园”并不是余园，很可能是附近甘雨胡同里的一座花园。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它们都曾经美丽地存在过。

　　■ 研究者说

　　北京最早开放的公园

　　●刘阳，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

　　以前这一带叫漪园，是大学士瑞麟的宅院，几乎包含了东厂胡同所有部分，还包括现在翠花胡同的“满汉全席”，就是现在所称的翠园，这里是文保单位，有乾隆的御笔。围墙一直从东厂胡同东侧一带往北延伸，四五年前我在考古书店的北角还发现了一块界碑石，但是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本来东厂胡同中间是没有路的，余园是漪园的一部分，后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了。这附近的私家宅院很多，例如说东厂胡同西侧民革中央所在地，就是一个王府，现在还保留了假山等。

　　余园是北京最早开放的公园，当时是宅院后人生活窘迫所致。到了“五四”运动前后，公园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时髦和姿态。例如先农坛当时叫做城南公园，地坛公园叫做京兆公园，没有了它之前的传统的祭祀等功能，就是一个纯公园，市民公园，这也反映了当时要反封建的时代特色。当时提倡向西方学习，觉得国外什么都是好的，经常有人在中式庭院中加盖一个西洋小楼，这是当时中国公园的一个特色，但有的成功，有的就不伦不类了。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有的公园开始象征性恢复它的功能。

　　地下疑存东厂“水牢”

　　●王学庆，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

　　60年代末，我们在园子里挖防空洞的时候，挖到一定程度，出现了三合土，还有各种古钱币，当时我怀疑这是不是连着明朝特务机构“东厂”的水牢。当时有个学者梁昆元，是印尼华侨，极聪明。当时大门在王府大街上，但东厂胡同那儿也开了一个门，近代史研究所一般都从这个门出入。但梁昆元就从地道穿到假山，然后从大门溜到我家，脑子灵光得很。

　　我80年代去日本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余园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有关联，解放后这里成为社科院历史方面的研究重镇，骨子里有一种历史研究的继续。解放后这里作为中科院图书馆，我们近代史在地方志等方面的资料很多，很大一部分是以前日本人留下来的，我到京都的时候感觉这个城市保护得真好，建筑限高，路上经常能看到穿和服的人。

　　■ 见证者说

　　这一带老北京人很少

　　●姚瑶，媒体工作者，2007年曾在东厂胡同采访

　　2007年我去采访的时候，胡同的东南口正在拆迁，是一片工地，当时说是被一个宾馆买了下来，准备扩建用。东厂胡同北面几乎都是科研机构和行政单位、宿舍，这是它和其他胡同的最大区别，所以这里老北京人很少。从东厂胡同1号进去的社科院，1949年是中国科学院院部，据说正北三间的西侧是郭沫若的办公室，竺可桢和陶孟和两位副院长合用东侧的一间办公室，更不要说以前住过胡适，据说张勋还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很多名人都留下过足迹。当时宾馆还没有开业，大门口写着“社科院王府井访问学者公寓”字样，从建筑侧面，能看见现代化的建筑里冒出了个亭台的灰顶。这就是以前余园里的亭台，盖楼的时候不让拆，于是就把它围在了宾馆里面，并翻修一新。看着这不新不旧的亭台被灰白色的墙面和铝合金框的玻璃包裹着，只让人觉得不伦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