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城市设计学院俞孔坚教授

　　关于中国的风水(术)，可谓毁誉参半。有人以它济世救民，有人藉之谋财害命；有人赞美其为美妙绝伦的超现代科学，有人痛斥其为封建糟粕。而中国城市风水的问题，既有趣而又复杂。

　　有趣，是因为到每一个城市，从出租车司机到地方行政长官，从街头的算命先生到大学教授，都习惯用风水来解释发生在这座城市中的任何一个事件，从官员的升迁，到城市经历的灾难或发展，都与城市周围和城市内部的景观改变建立起联系，这样一来，就使城市充满了故事。复杂，是因为风水从古到今，从来就飘忽不定，解释不清，再加上好事之徒，极力渲染，而所谓“学者”又以捍卫科学自居，破口大骂，不论道理。搞得“风水”巫风鬼气，一潭浑水，越搅越混。

　　实际上，如果理性地分析风水术和风水景观，问题可能并不那么玄妙。首先，必须明确(看)风水是一种文化现象，从人类进化和文化发生与演化的角度来认识，风水是中国文化对不确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一种景观认知模式，包括对环境的解释系统、趋吉避凶的控制和操作系统。

　　风水是人潜意识的生存选择

　　风水的深层结构是生物的、是审美的。风水感应——环境吉凶感应，源于人类漫长生物进化过程中人在环境中的生存经验，表现为人对环境吉凶判断的本能，比如进入峡谷的压迫感、无垠沙漠上的恐惧感、面对急流时的不安感、靠山面水的安全感、身处暗处放眼明处的优越感、四壁围合的紧张感等。正是这种本能的景观感知和吉凶判断能力，使个体得以生存，而个体的生存经验成为群体和人类共同的心理能力。所以，风水是审美的，是源之内心的。抛开日常功利，用心感悟，回到真我 ——那个久远的洪荒时代的自我——便可寻得理想风水。看看英国作家笛福《鲁滨孙漂流记》，就可知理想的风水是什么，他讲述了当一个文明人回到生物人的时候对环境的选择偏好：背靠山崖，身居山腰，前临草地，放眼可见大海——这便是人类面临自然选择压力时的最佳生存策略。

　　附着在生物本能之上的是风水的另一深层结构，那便是“文化基因”上的景观吉凶意识，体现为文化的图腾与禁忌。风水在学术上的定义是占地术，任何文化的传统中都有类似中国“风水”的占地术。美洲印第安人的占地术与中国风水有许多共同之处。而最让我惊叹的风水宝地是南美印加帝国的圣城——马丘比丘：城市选址位于海拔约2350 米的山冈之上，乌鲁班巴河谷环如玉带，四周奇峰耸峙，如莲花护芯，热带丛林绵延无际，云雾缭绕宛如仙境。用任何中国风水的指标去衡量，都堪称美妙绝伦。中国风水中对庇护、围合、藏匿、捍卫型、幽闭性景观的偏好，体现了中国风水文化的独特性，源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独特的农耕生态经验，也可以理解为中国各民族在千百年的生态适应过程中积淀下来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也不排除各个少数名族仍然保留的独特的风水吉凶意识。诸如《周易》的“利东南不利西北” 的风水方向吉凶意识，实际上源于季风性气候下、先周民族的农耕生态经验及其与周边民族的长期斗争经验；比如风水中对重关四塞、罗城环护的偏好，则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广大地区农耕经验中对丰产而安全的盆地景观的适应；又如对“风水林”和龙山的强调，则源自对泥石流和水土流失生态过程的适应性对策……所以，风水是先民们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为适应环境，而经历无数次失败和实验后关于环境适应的宝贵遗产，最终都通过某种禁忌而成为集体的风水意识。

　　这种种审美的和禁忌的风水，实际上都被凝练为人们关于天国或仙境的理想模式中。最终通过“风水”两字概括：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故好风水就在于“藏风聚气”——山环水抱，罗城致密，水口关栏——一个活脱脱的“葫芦模式”。难怪，道家把葫(通壶)芦和壶天当做仙境，概括为“一壶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