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古代日本审美意识的影响

　　在日本古代史上，外来文化对日本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来自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的佛教和儒学。公元前490－480年间，佛陀圆寂，此后大约五百年，佛教传入中国（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又过了五百年，大约在公元六世纪的时候，经过中国文化影响、改造的佛教和儒学等中国文化经百济传入日本，对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这时候的日本还处在文明初蒙的古坟时代，生产力还比较落后，文化也不发达。日本社会意识还处在原始泛神信仰和自然崇拜的状态下，其宗教、政治、道德、哲学等文化形态还没有分化，也没有形成独立而完整的体系；本土的宗教还没有脱离巫术范畴，缺乏神学理论；更没有经历中国和古代希腊、罗马那样的理性思维的阶段，因此还没有形成系统而独立的思想理论。正是由于这种理性思维的空缺，外来文化，尤其是佛教这样的宗教文化对日本人的社会意识形成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有着深刻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另外，魏晋南北朝的中国正处于两汉经学崩溃，儒学影响力式微的时代。由于兵戈四起的乱世，人民生活朝不保夕，传统的价值伦理观念遭到全面颠覆。道家超然于世、狂放不羁、追求隐逸和个人精神世界自由的观念和佛教消极厌世、向往彼岸净土的思想一时都很有市场。因此当时儒学所主张的“讽喻教化”的艺术主张已经越发成为空洞的口号，人们更多的是倾向于“诗缘情而绮靡，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追求纯粹的艺术表现技巧，抒发个人情怀，吟咏山水，表达对纯粹美的追求。因此通过朝鲜半岛直接或间接的传入日本就是这种风气下的中国美学理论。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民族性格中却缺少“仁”的概念，缺乏善恶观，在日本人的社会心理之中，羞耻感比道德感更为重要，“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所以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因此日本人虽然接受了很多儒学的世界观，但日本美学的观念里却缺乏儒家美学的核心观念--社会伦理的教化作用，或者说仅仅是存在于形式上的一种口号。儒家以通过艺术形式来实现“教化讽喻”的社会功用的主张在日本艺术观念中并不占主流位置，虽然也有菅原道真这样主张“吟咏性情，以讽其上”的儒者，占其作品主流的还是“吟咏性情”“缘情而绮靡”等追求纯粹美的创作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