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佛教属于宗教神学体系，能够更好的与日本本土的神道教等泛神崇拜的思想产生契合。因此在日本人的人生观方面产生了比儒学更大的影响力。佛教悲观遁世、向往极乐净土的人生观一传入日本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改变了日本人的审美意识。日本人原本自然淳朴、自由乐观的“诚”的审美意识被消极的“物哀”美的意识所取代。“佛教的传入和流布从根本上动摇了‘诚’的美学观，实实在在地给它以致命的冲击。特别是强调万物流转和必灭的佛教无常观，视现实世界为应予厌离的苦界，这种净土秽土观的广泛普及，使古代日本民族开始深入思索，认识现实。自古以来支起‘诚’的美的意识的，朴素的‘常世’观念被无情的粉碎，代之以痛感现实的空幻和污浊，以至于对‘诚’之美报以极度的怀疑和失望。”（西田正好《日本的美——其本质和展开》转引自姜文清 《东方古典美：中日传统审美意识比较》）。取而代之的新兴审美意识“物哀”浸透了佛教悲观厌世的人生观。“‘物哀’从本质上看，其作为一种慨叹、愁诉‘物’的无常性和失落感的‘愁怨’美学，开始显示出了其悲哀美的特色。”（同上书）。“流现着一种悲哀、空寂的情调，其中有平安朝文化的伴随享乐而生的空虚，也可以看出佛教无常观和厌世观的影响。”（村冈典嗣《日本文化史概说》转引自姜文清 《东方古典美：中日传统审美意识比较》）。到了中世之初，源、平兴亡的巨大变迁更加印证了这种无常观，因此出现了更为悲观的“幽玄”情调。

　　总而言之，佛教厌世和无常的世界观给日本民族的审美意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与之对照，佛教对中国人的审美意识的核心却没能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注重“讽喻教化”、乐观入世和理性现实的审美观仍然是中国美学观念的核心。我们只有认识到中日两国审美意识上的差距，才能理解为什么源自同一园林体系，同样受到中国山水诗画熏陶的中日两国园林却在意境和风格上表现出如此巨大的差异，并最终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