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膜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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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担心的是渗漏得太多而不是太少

　　朱建国在5月上旬考察山区河道时发现，工程正在永定河及其支流老河床上开挖新河道。听工人介绍，河道修复采用的方法是先挖深河道，然后铺10厘米厚的黄土，经二次轧实后再铺一层塑料防渗膜，最后在上面覆30厘米厚的黄土和回填40厘米厚的砂石与鹅卵石。

　　朱建国提出:这个膜与5年前圆明园铺膜事件中的膜有没有区别？铺膜会不会影响河道地表水的下渗，会不会影响河道地表水与地下水之间相互补充，会不会影响永定河地表与地下之间水生态过程的正常进行？

　　记者于5月初现场采访时发现，门头沟妙峰山镇嬉水湾附近永定河干流河道有施工迹象。工地虽然没见有工人施工，但看到附近堆放了许多直径约四五十厘米、宽约五六米的成卷的灰白色塑膜。塑膜有厚薄两种。记者分别剪下一块，作为样本。

　　在妙峰山镇上游的丁家滩河段，工地施工正忙，有的地方已铺膜完毕并覆土填砂；有的地方工人正在用“热压机”对刚刚铺就的两块塑膜进行“焊接”。

　　“不铺膜哪留得住水？”有位工人这样说，“已经干了两个月，还有10天这一段就该完工了。”

　　近日，邓卓智办公室。见到记者在工地剪下的两块膜时，他拿起薄的一块说:“这种是土工布，跟穿的衣服一样。它没有经和纬，是无纺布。”

　　说着，他将杯中的茶水倒在土工布上，部分水很快被布吸收，而茶叶留在了布上面。邓卓智说:“看，它是很好的过滤材料，不让水把一些细颗粒土带走。它替代传统做法，能起到渗水排水作用，用在工程上较好。”

　　他说，这种膜没人批评，多用在护岸上和临水侧。他指着厚的一块说:“这种一般铺在河床，它的芯就有人批评了。这种膜其实就是圆明园曾经用的，也就是土工膜。很多人认为它不可逆、不可降解，但我们认为它是很好的减渗材料。”

　　邓卓智说，在严重缺水地区要做水的文章，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防渗问题。但怎么兼顾生态与防渗，研究与工程有时并不一致。

　　“就像这种膜，”邓卓智指着较厚的那块膜说:“它在实验室里一片是10×10厘米左右，假定蓄水深度一米，一天下来，它的渗漏量是0。如果按此理论，就是滴水不漏，严重隔绝。”

　　“刚才所说是研究层面的，但从设计、施工和管理层面来说，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是搞工程设计的，以工程角度客观地说，天下没有不漏的防水。”他进一步说，防水膜要碰到搭接问题，就是你看到的焊膜，质量很难控制，肯定有漏点。此外，还有锚固、收边、穿越管线等薄弱环节，很多渗漏点加起来，渗漏就会很严重。

　　他以自己做的奥运工程水系为例说，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质量监督、控制最严密的防渗工程，水底也使用了这样的膜，还使用了其他防渗技术。但实际监测结果是，从2007年到现在，每年水要下渗600毫米。

　　“我们担心的是漏得太多而不是太少。”邓卓智说，北京年平均降雨量为585毫米，即使让它全部下渗，也达不到我们现在漏的这600毫米。何况其他的工程，其防渗远远达不到奥运工程的水平，当然会漏得更多。于是我们提出了“减渗”的概念。

　　在邓卓智设计的永定河绿色生态走廊建设工程中，对城市段“四湖一线”的减渗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做了土工膜、防水毯、复合土等不同材料的试验。考虑到工程这么大，最后定了土工膜、防水毯、复合土、原状土等综合的减渗方案，并确定了每天20～30毫米的渗漏量。

　　“这样一年下来，就是下渗6～10米的水量，蓄水区渗下去的量10倍或大于10倍于年降水量。对永定河局部蓄水，实质上是补渗工程，蓄水区85％的水将渗入地下干涸的河床，按规划，每年补给地下水1.0亿立方米。”邓卓智说，很多概念和实验室研究，在工程上是不可能实现的。用什么材料能渗走什么量，我们要用监测数据说话，用量来说话，而不是用感觉说话。

　　邓卓智说，研究与操作层面应该有更多的沟通与融合，最好请第三方进行认证，看看到底降解与非降解材料对环境的影响有多大，测查渗漏量到底是多少？“如果某些通不过环保认证被枪毙了，我就彻底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