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从长沙去岳阳，由于高速公路封道，我们只好走国道北上。北出长沙不远，国道两边本来应该是种植水稻的沃野粮田，这时已经被梳理成一垄一垄的，许多不同品种的大树，秃着头，断着枝，颓然排列在排干了水的土垄上。

   于是，我第一次听到“大树进城”这么一个主谓词组。在这之后的采访让我震惊，原来，“大树进城”在我们这个还不怎么“绿”的泱泱大国早巳蔚然成风了。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按照通行的说法，“大树进城”是从上海开始的。其实，为改善局部景观移植几棵大树甚至老树，始于何人，已不可考，也不重要，但是，作为城市绿化的大树移植，在目前公开报道的资料来看，上海是始作俑者。1997年，上海市政府提出用五年时间，引进10万株胸径15厘米的大树扮靓上海街景的计划。1998年6月，复兴东路迎来了第一批进城的大树。从此，陆续进城的大树季相明显，郁郁葱葱，正在扮靓上海。这些大树的来源一是外省市及周边农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后农民所种，二是道路拓宽过程中需找出路的大树，三是上海的生产性苗圃。因此上海移植大树并没有破坏周边的生态。为确保10万大树有序进城和成活率，绿化部门为每棵树建立了档案，进行跟踪管理，5年来，经绿化质监部门鉴定，10万棵大树的成活率均超过既定的指标。上海市绿化局局长胡运骅介绍，据上海在每株树平均投入5000元；管理上有着较高的科技含量，每棵树的移植都经过了13道工序，由专人负责、挂牌管理。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上海的成功引来许多城市争相效仿。

   “六朝古都”南京继2001年成功移栽数万棵大树入城后，2002年再次移栽4万多棵大树进城。移栽的4万棵大树包括法桐、榉树、枫香等近10个树种，其中半数将移栽到新建的居住小区、各单位院落和街头的绿地广场。此外，这些大树重点用来完成江北大道、城东干道、迎宾大道、312国道等一批出城干道的路边绿化。

   哈尔滨在2000年开始投资400万元搞大树移栽进城。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则是在2002年，增加绿化率，实施大树进城工程，是哈尔滨市建设生态型园林城市的一个重要举措。到2003年4月，哈尔滨市已引进大树13781株，而且这项工程仿佛刚刚开始。哈市南岗区已与绿化公司签订了3年内供应3万株大树的意向合同，秋季引进1万株大树的合同已正式签订。 与这些城市相比，大连的动作可以称为“大手笔”。大连要建设“森林型生态城市”．于是决定“邀请”50万株大树进城来。这项宏大的工程耗资2亿元，其中大连市政府出资1亿元，另1亿元由大连各区筹集。2002年冬天，大连市先期栽植10万株大树。

   武汉是在“大树进城”受到越来越多质疑的时候来赶这场热闹的。与众不同的是政府部门先讲了一个童话般的故事。故事是这样开始的，2002年2月7日，武汉市武珞路中学初二(5)班的张璋同学，在给武汉市副市长涂勇的一封信中说，武汉城市的绿地越来越多，道路越来越宽。但环顾四周，我们每天上学途经的道路两旁，却树木罕见，夏白里我们暴露在炎炎烈日下，多希望路边能长出一排排枝繁叶茂的大树呀。于是，武汉开始实施“大树进城”计划，决定每年从郊区和外地山岭移植3000到5000株大树进城区；也于是，2003年春天，来自河南、湖南等省5000株大树落户了武汉的市区。

   “大树进城”不仅在大型城市轰轰烈烈，在中小城市也如火如茶。与别的城市不同，重庆的“大树进城”工程以保护三峡库区的名贵树种和树木资源为基调。这也许是全国“大树进城”的一个特例。重庆市林业局于2002年5月对“大树移植”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对列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名录的古树名木、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或森林公园内的树木，天然林禁伐区或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地区的树木，其他需要特别保护地区的树木，未经市林业局批准禁止移植三峡库区淹没线以下的树木、各项工程建设占用林地范围内的大树、其他非禁止移植区域的大树经批准后可以进行采集移植。重庆市林业局官员表示：“除了三峡库区淹没线以下的大树外．我们不鼓励大树进城行为。”当然，对于三峡库区即将淹没的大批珍贵树种及大树来说，“搬迁”或者干脆“进城”应该说是一种有效保护的手段。三峡库区移民大县云阳县，淹没线以下有400多棵黄桷树，小叶榕、龙眼等珍稀大树．大多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为了不使这些大树毁身于库底，这400多棵大树就成为了“特殊移民”。

   动因可以意会，结果难以预料

   谁都可以意会“大树进城”的动因，但其根本目的却谁也不好轻易说出。

   但对于上海来说，无论动因如何，各方面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地处温暖湿润的亚热带，上海的绿化本来就不算差。除高架路之外．窄窄的街道早就被绿化得绿树成荫。酷热的烈日从浓密的法国梧桐叶下投下斑驳的光影．蒸人的暑气或多或少要消减一些。大树进城以后．上海的绿化更增加了一种洋气。像汇金百货后面新开辟的城市中心绿化带．来自异乡的大树季相明显、郁郁葱葱，让人也有置身异国他乡的感觉。上海在1998年正式开始大树进城工程．巧合的是上海的地价和房地产价格也从1998年开始起飞。现在上海房地产的价格与 1998年相比整体上翻了两番．其内在的原因当然是上海经济的发展与上海作为远东金融中心地位的重新崛起，但是，谁又能说与绿化以及绿化带来的城市形象的改变不无关联呢？

   对于绝大多数城市来说，大树进城最直接的成功起码是城市绿化效果的改变。也算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吧!如果是种小树，1 5年以后绿树成荫，城市成了真正的”森林型生态城市”。那已经是好几任以后的事情了，谁还会记得当年的植树造林的那一位呢，不过，急功近利的事情容易办砸。“大树进城”搞砸了就成了揠苗助长。

   贵阳就是在大树进城的形象工程上“秀”砸了。贵阳市本来是全国为数极少的拥有大面积环城林带的省会城市。该市近年为了“森林之城”的形象定位，斥巨资大力实施“大树进城”。但是．国家建设部、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城市规划联合检查组2002年的调查发现．贵阳市大树移植成活率很低，死亡率超过70%，其中小河“花园住宅FX"种的30多株棕桐树全部死亡，贵阳至机场高速公路两侧800至900株香樟大树70%至80%已死亡。此外．遵义路、中华中路以及贵阳到清镇高速公路移植的大树死亡率也居高不下。这些“客死异乡”的大树还价值不菲．有关资料显示，贵阳市人民广场一株万年青耗资30万元，甲秀广场两株古银杏树耗资120万元．火车站广场一株小叶榕树花去50万元．花溪公园引进名贵的植物耗资80万元，贵阳机场高速公路两侧的普通香樟树，每株树价也高达1000元。耗资巨大的“形象工程”．最后“秀”成了“绿色泡沫”——或者说．一次生态环境的劫难。

   说不完的是非，算不清的帐

   对于“大树进城”，开始不久就有两种声音。而且．一个奇特的现象是：政府官员多以积极行动无声地表达他们的观点，专家学者则多用激扬文字的方式传达他们无可奈何的反对声音。

   湖北省林科院林业资源环境研究所所长唐万鹏的观点代表了部分积极行动者的心态，他认为，大树进城的好处有三，一是有利于创造最佳人居环境：可以提前让市民享受森林巨大的生态效益，是为民办实事的具体体现。二是有利于传统绿化观念的转变：传统的小苗定植培育时间长，护理难度大，设计的景观效果不易实现。大树进城一次成林、一次成景，一步到位。三是为农民脱贫致富创造条件；把树农闲置的树木资源变成现金收入，可以帮助农村致富，也有利于提高农民种树的积极性。

   然而，就是在哈尔滨市“实施大树进城工程，建设生态型园林城市”的时候，该市园林工程师张滨荣——位有着几十年工作经验的老人就多次跑到园林部门．表述自己对大树进城的不同看法。他认为，大树进城不仅耗资巨大、树的成活率低、寿命短，而且破坏大树原生地的生态。首先．从生态效益上看，大树从林区挖进城市里面栽植，不存在增加森林植被问题；相反，由于成活率等原因，必然导致森林覆盖率的总体下降。挖一棵大树，所需挖的坑的直径通常是树的直径的10倍。这就是说，如果挖一棵直径为20厘米的大树，就要挖一个直径为2米的大坑，再加上操作空间．其所破坏的土地面积相当大。如果处在山坡地带．如此破坏植被．会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其次，城市搞绿化，最好选择直径在8—1 2厘米之间的树．这样的树容易成活。而我们选的树直径1 5厘米以上的能占35%，这样的大树成活率难以保障。从树木生理学上分析．大树由于移植过程中根系的大量损伤，吸收水份的功能会大大减弱。一方面地上部分萌芽生枝、干体创面愈合需要大量养分供应：另一方面地下主根的伤口愈合、再生新根，须根等．也靠消耗大树树体贮藏的养分。如此会造成养分供需失衡，使树木枯萎。另外．截干的伤口部分，细菌容易侵入而造成霉烂。所以．即使大树成活．两三年后．由于树体长势弱，在抗衡各种不利环境(冻、旱．病虫害等)上，与其他正常生长的同种树木相比，差距悬殊，形成弱势树木，不能充分发挥各种防护功能。这种虽有粗大树干．但枝叶萎黄、稀疏，根不深、叶不茂的大树，即使能维持存活，最后也只能成为“小老树”而已，那么，虽然城市的绿化覆盖率由于这些粗大的树木的移植而搞上去了，但城市的生态环境质量却没有相应地得到改善和提高。第三，引进大树，耗资巨大，比较成本高。张滨荣的身份虽然并不显赫，但是，他的观点确十分具有代表性。东北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院长左丽环、中国林业科学院资源环境研究所所长刘世荣、重庆市林科院院长罗韧、贵州省环境保护局高级工程师徐宏力等专家对于大树进城工程，基本与这位园艺老人持有相同的看法。

   武汉某绿化项目部经理的观点不仅与唐万鹏所长相呼应，而且来得更实际。这位经理认为．种大树比种小树苗成本确实高出许多．但细算一下账，还是值得的。移植一棵大树的买树钱、维护费．运输费等在 5000元左右．但大树比小树能提前15年成荫．对城市生态环境的调节作用巨大。他还认为．山区树木多．只要不过量采挖则不会造成破坏。武汉市政府在山区选树．多是在树林繁茂的地方少量移取。另外，武汉周边的大别山等地．多是贫困地区．人均收入低．少量出售大树，给当地农民带来了收入。

   有人却对这种算账的方式很不以为然，认为移植大树还得算几笔账：首先是大树原生存地生态破坏账。大树移植有悖于自然生态规律，会对大树原生存地生态造成很大的破坏．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其次是绿色资源浪费账。即使按移植成活率95％的“高标准”计算，移入10万棵大树，也意味着其中的5000棵大树要“死于非命”。这将造成绿色资源的极大浪费。另外，即使大树都能成活，修剪后的树干也需要至少二三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原来的枝繁叶茂状态，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绿色资源的浪费问题。再就是财政投入浪费账，大树移植会造成财力的巨大压力，此外，移植大树还可能会“污染”社会风气，使人们急功近利。

   看来，对于经营政绩者来说，大树进城，立杆见影，自己“载树”，自己“乘凉”。而对于忧患生态环境者来说，看到的却是“医得眼前疮，剐却心头肉”的一幕。

   道不同自不足以一起论道，然而，我们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城市绿化？对于大树进城，国家林业局政策法规司法规处有关官员表示，原则上不鼓励“大树进城”的行为。到山上大量挖树，会造成当地水土流失，破坏环境，而移植到城里的大树死亡率大多在50%至60%，也是不小的经济损失。目前国家林业局正在筹划出台政策规范“大树进城”现象。尤其是一些地方擅自移植古树、珍惜树种的行为是不被许可的。

   “大树进城”－专家四人谈

   没有树的世界是一个死寂的世界--即使在沙漠里，也会有顽强的胡杨。生活在现代化城市里的人不能没有树，但是，我们是应该种一个树苗等它长成参天大树，还是干脆到乡下挖来参天大树一下子让我们的世界绿树成荫呢？面对时下“大树进城”的是是非非，我们请四位专家各抒己见。

   绿色家园：近几年，随着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绿色意识比以前强了。但是，前些年铺草皮，近些年种大树，中国的城市绿化和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似乎还处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大树在城市绿化和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中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绿色是城市之“肺”。大树吸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气的功能是草坪的5倍，吸尘量是草坪的3倍，成片树荫下的气温比草坪绿地气温低5摄氏度左右。大树构成的都市绿色骨架，带来生命的诗情画意，它在改善城市生态与绿色人文环境方面的优越性能，是小树或幼苗难以比拟的。

   罗飞：国外权威专家曾对”一棵大树价值几何”进行过精确的评估：一棵中等大小(胸径25厘米左右)的树木，按生长50年算，其生产氧气的价值为3.1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为6． 2万美元，保持水土的价值为3.7万美元，增加肥力的价值为3． 1万美元。加上为牲畜遮风挡雨、提供鸟巢和制造蛋白质等所有价值，共值19.6万美元。树木与人类的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在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保护大树尤其重要。

   大树在短期内确能改变城市面貌，对改善居住环境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城市生态系统中起着巨大的作用。移栽大树可缩短培育时间，迅速产生绿化效果。其枝繁叶茂，能够进行强有力的蒸腾作用和光合作用，进而增加空气中的湿度和氧气的含量。同时大量叶片能减少灰尘。在南方多雨季节里，大树能够对雨水起到很好的截留，降低了雨水对泥面的冲刷，从而起到良好的生态作用。这些能有效提高城市绿地率、绿化覆盖率和绿视率。大树树体高大，树冠开阔，枝繁叶茂，其垂直投影面积显然要比使用灌木、草坪大得多，从而除提高绿地率外还可以较大地提高绿地覆盖率和绿视率指标。

   绿色家园：既然如此，“大树进城”为什么遭到这么多的质疑呢？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大树进城”工程?

   王彦辉：植物生理学表明，幼树处于生长旺盛期，可塑性强，对移植后的新环境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因此死亡率低，易于移植，成活后树势旺盛，寿命长。而成年大树，可塑性下降，适应能力低，在移植过程中，主根和根系以及主枝树冠大部分被切断，树体受到严重伤害，如果水土不服，移植技术不过关，管理不善，极易造成大树的迅速死亡。即使在3至5年内确定成活，也大多在几年，十几年内变成缺乏生机的老树，逐步丧失环境生态功能，形成城市大面积绿色弱势群体。

   张顺喜：对大树进城这个问题应该辩证地看。它的意义是有的。大树移植很快能见到生态效益，现在楼房越盖越多，小树很细、很弱，树冠又小，很难达到与高楼相互映衬的效果。因此，现在设计规划要求胸径８厘米，这样，生态和建设效果马上就出来了。但这样的树起码要长20年，而北京的苗圃从50年代开始就是胸径4厘米出苗，这种规格的树在苗圃中根本没有，只有移植。因此，大树移植是一种趋势。但是，大树移植也存在弊病；一是技术要求高，移植成活率低，造成绿色资源的浪费；二是容易对原生长地生态造成破坏。这几年，北京市的绿化工程力度非常大，一些新建的小区，树木已经很有规模，其中不少高大树木是移植来的。北京市的大树移植，准确地说是苗木的移植，树源主要是通过调剂，途径有几条：一是从旧城改造区域移植；二是找，把民居单位院落中树冠过大、影响人们生活的大树移植出来；三是从城市的其他地段移植到特别需要的地方。对特殊的树种，则从郊区和外地移植。

   俞孔坚：衡量、评估一个城市，景观建设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在城市里种植大树，如果大树只作为某些城市绿化经验，广为传播的是从山上或山下，或在城市中拆东墙补西墙移植大树，靠牺牲异地生态环境来满足局部景观工程或“重点工程”需要。它对改善城市及大地环境毫无益处。

   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中通过悲叹人们对自然梅花的摧残，讽刺了其时的病态心理，以此来形容现代城市美化绿化中的大树移植之风，却也十分贴切。生长几十年，上百年的大树可谓根深叶茂，与生长地形成了一种比较好的适应关系，而要将它移栽成活，必然伤筋动骨，以保证它上下水的平衡，去其根系，删其枝叶。加上长途运输，能成活者可谓大幸。即便成活，好一颗参天大树，只落得个断臂之维纳斯。如此折腾，只为此地绿化，美化速成。

   每一棵大树都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它与生长地的土壤、土中的生物、树下地被、树上的鸟兽昆虫，形成了良好的共生关系，生态关系趋于和谐。而将大树移开其生长地后，整个群落的生态必将受到严重破坏，地被毁坏，鸟兽无居，更直接的恶果是水土流失，殃及区域环境，与其改善城市局部生态环境相比，可谓得不偿失。更有甚者，“速绿”导致了不少人走向“速富”的道路，于是不是去认真培植和经营苗圃，而是将其作为囤积倒卖外来大树古木的场地，使本来奇缺的苗圃基地丧失了应有的功能。

   大树移栽，暴露了中国过去50年来城市绿化工作特别是苗圃建设的不足和短视，它告诉我们未来城市绿化工作的一个方向，尽快建立全国和区域性的苗圃系统，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罗飞：全国各地的城市大规模地跟风“大树进城”，无疑是一种“绿色泡沫”，对于城市和农村来说，都隐藏着极大的生态风险。大规模地“大树进城”，实质是破坏了城市以外地区的森林生态环境，是“拆东墙、补西墙”。实际上降低和削弱了整体的环境绿化功能，浪费了大量资金，阻碍了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健康发展，将城市绿化引向歧途。大规模“大树进城”虽能取得暂时的繁荣，终难持久，后患无穷。

   古树名木的挖掘、移植、进城，应引起有关各单位的重视。因为古树名木往往是一个地方的历史见证，孕育着悠久深厚的风土文化。古树移植将使文化含量消失，根系变化也容易导致古树死亡。古树除特殊情况．如修建国家重点大型工程不移植将被毁坏，其它时候不宜移植，更不能进城。这种行为将会毁坏森林资源，破坏农村生态环境，加速珍稀物种的灭绝，背离生态环境保护。

   绿色家园：国外是如何建设生态城市的？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城市原生态状态下绿化不足的问题？

   王彦辉：建设生态城市的愿望是好的，但要尊重科学规律，欲速则不达。发达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提出建设森林型生态城市，也是经过几十年才达到目标的。真正使城市变成生态型的园林或森林城市，对于我国不少城市而言没有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是不可能的。森林型生态城市不仅要求具有一定的森林面积，还需要乔、灌、草形成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

   罗飞：建设生态城市最好不要搞“大树进城”，而应建立本地苗圃基地。培育出合格的大规格苗木，才能避免移植大树，破坏乡村的生态环境，同时防止“大树进城”较高的死亡率，有利于城市加快生态化建设步伐。要控制苗木规格．胸径在5～15厘米左右的苗木处于生长发育的旺盛期，是移栽的最佳时期。

   绿色家园：看来，大树移栽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还必须有章可循，那么，如何把握好大树移栽的度，对于“大树进城”，我国是否有法律规定？

   王彦辉：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移树需要林业部门批准．而且建设部1999年制定的《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中，对大树移植有专门的条款。因此，应该说是有法可依的。另外，一些省市对大树移植已经做出相应规定，云南省曰前也对移植该省树木的行为做出了明确规定：“凡城市建设．绿化和科研教学需要移植野生树木，必须经林业部门审批。”这一条例的出台，赋予林业主管部门以审批权。重庆市也有类似的规定。

   张顺喜：绝对不能让农民自己移植大树。因为这项工作技术要求很高，要避免“树挪死”，必须由专门的技术人员完成。我曾在南方看到，农民从山里把大樟树移到自家的地里等城里人买，结果许多还未卖出就死在地里。在移大树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要注意保护森林资源与原树木生长地区自然景观，将树木资源迁移保护与工程建设结合起来；树种选择很重要，要注意树种生物学特性，有些树种只有在森林环境中才能生存，可能不适应城市生态环境；要注意向有关专业人士咨询移植树种，移植时机等技术性问题。

   (来源：中国大学生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