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态城市——宜居、宜业、宜游”为主题的生态城市论坛日前在贵阳举行，长沙市委书记张剑飞与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就生态环境保护话题展在论坛上展开激情对话，就发达国家如何承担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发达国家如何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环保技术支持等热点话题向布莱尔接连发问，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不破坏就是最好的保护”的观点，引起布莱尔的浓厚兴趣。（新华网湖南频道8月23日）

　　向一个前世界政要提出如此实质性的话题，可以看出张剑飞先生作为一个市长的职责意识，而提出这样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则表明张有着明晰的执政理念。

　　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世界性共同课题。一般看来，要发展必然要付出代价，或者是社会生活中的贫富分化，或者是自然环境的极大破坏，或者是两者兼有之。发展之后再治理，先污染后治理，这似乎是无法摆脱的怪圈。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发轫时候，党和政府就一再告诫千万不能走西方的老路，但事实是，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污染和环境治理问题也成为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最大障碍。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大的教训。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带污染的GDP绝对不是我们的追求。如果经济发展上去了，但人类的生存环境却下降了，这样的发展得不偿失；如果物质生活水平上去了，但原先那种“日用而不知”的蓝天碧水般的诗意生活离我们渐行渐远时，我们将无法安放我们狂躁的心灵。如果任由这种边发展边破坏、边污染边治理的路子发展下去，人类将走向了一条不归路，最终受到来自于大自然和历史的双重惩罚。

　　发展到底为了什么？“内求诸己”，是中国士人的一贯传统，于是我们又把目光朝向了自己。我们现在认识到了，不破坏才是最好的发展。发展应该是积极的发展，而不是破坏之后的发展。不破不立适应于社会改造，但绝对不适应于环境保护。对于环境保护，我们应当遵循张剑飞先生的“不破坏就是最好的保护”。

　　不破不立，这种二元化的思维习惯，或许适用于社会改造。但在科技双刃剑效应愈加彰显的今天，这种思维对环境保护来说破坏性正呈几何级数发展。特别是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条件下，人类所生存的环境，很多时候依靠自身的恢复能力，已经远远不行了。类似于挖山、砍树、填水这样的蠢事，正在把人类自己逼上绝境，自己给自己下套子。人类必须悬崖勒马、迷途知返。我们也庆幸地看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正从GDP的盲目崇拜中清醒出来，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力图扭转经济一发展、环境就破坏的现象。比如，中央政府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性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设想，并在湖南、湖北两省进行试验。比如，湖南省提出了守住青山绿水、粮食生产、节能减耗、守住民生四条底线。比如，长沙制定实施了“环境保护三年行动计划”，从去年开始，3年投入110亿元，重点实施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环保新政，凸显的都是一种理性的回归。

　　其实，不仅生态环境“不破坏就是最好的保护”。在文化传承上也适用于这一理念。早在2006年那场席卷三湘的为党代会“献计献策”活动中，就有智者提出文化生态保护的思想。他认为，湖南是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在漫长的社会发展演进中，各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而保留自己民族的文化就是保留自己民族的灵魂。政府不仅要配套到位，还要制定具体措施，比如挖掘、整理、弘扬包括土家族文化资源在内的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建立类似于自然保护区性质的文化保护区，在保护区内，挖掘少数民族资源，尽量减少现代生活对传统的污染和影响，保护那里的文化原生态等。

　　衡量一个地方的发展，千万不要把眼光盯在高楼大厦、高速公路、现代化厂房上，而应当看那里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人民群众生活得有没有自我和尊严，倘若老百姓的眼神里透出幸福和安定，那就是真正的发展。

　　这或许就是张剑飞先生“不破坏就是最大的保护”给人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