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脚步不容置疑，迁树的问题几乎每个城市都会遇到，也不可避免，这是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一棵树都是一份属于全体市民的精神财富，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有资产”，它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

　　城市处于快速发展期总免不了改扩建道路，行道树的去留便成了市民关注的热点，许多城市都是如此。然而，老树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回迁？不管怎样，公众的知情权应该得到正式的回应。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树挪不一定非死不可，但即使在雨量充沛温暖湿润的南方，老树大树的移植也是件伤筋动骨的事，况且如果遭遇连续两次间隔期并不太长的移植，存活率可想而知。园林专家也称，更换新树种的原因便是“近二十年的桃花心木多次移植后易死”。笔者认为，我们在此无须再论证老树对于一个城市的意义，也不必一味感性地呼唤绿荫的回归，更不必强求老树的回迁，对此事件我们应给予更加理性的思考。

　　发展的脚步不容置疑，迁树的问题几乎每个城市都会遇到，也不可避免，这是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一棵树都是一份属于全体市民的精神财富，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有资产”，它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当它必须被移动时，有关部门有义务使这笔“国有资产”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市民也有权利知道它的去向。怎样对待一棵行道树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和善待国有资产的问题，是如何使公共资源效益最大化的问题。如果公众监督缺位，制度设计缺失，就很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然而我们却无奈地看到这样的现实：当记者问及移种树的成活率，有关人员称政府没要求，也从未统计过；对人民西路改造前的老树去向，有关部门负责人一人称不清楚，一人称相关规划数据已经没有了。如果按照园艺专家的说法，柠溪路边二十多年的老树每棵价格高达万元以上，那么2134棵就是两千多万的国有资产，不是一笔小数目。如果目前这种状况不改变，不监督、不统计、不问责，那么市场价值高达上千万元的国有资产就几乎处于监管的真空状态，效益的最大化无从谈起，最终造成的是整个社会资源的浪费。

　　然而，针对这一特殊的“国有资产”，我们却缺乏必要的制度设计。相对于其他很多城市的 “城市绿化条例”，珠海仅在2008年以政府令的形式颁布了《珠海市城市绿化办法》，其中规定，因公益市政建设确需迁移树木的，应当向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申请批准后方可实施，除此之外，没有相关实施细则。

　　我们不由得要追问：对行道树的移植，是否遵循了不同树种的自然生长规律？对于迁移的老树，是否有专门机构对其养护进行监管，以提高存活率？监管是否到位，是否掌握存活率的数据，此数据与国际通行的标准相比程度如何？比如去年六月成都市曾针对同样的问题出台了 《成都市中心城区树木砍伐、移植管理办法》（试行），提出了一些操作细则，其他城市好的经验和办法我们可以借鉴，并结合珠海的实际加以实施。

　　我们还应进一步思考，从盘活公共资源的角度，如何以制度创新来解决问题。老树价值不菲，回迁存活率又太低，与其让它们在拥挤的苗圃“颐养天年”，不如让它们去到更有需要的地方。比如在扩建道路之前，为何不对老树进行公开拍卖，让企业、个人参与竞购，扩建道路时便直接将老树迁至购买方的园林、小区、庭院，既解决了老树回迁的存活问题，又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珠海目前正在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先行先试，改革目的之一就是使公共资源的效益最大化，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个具有共性的问题上闯出一条新路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