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的扩建显然是一件复杂的工程，此事绝不一项单纯的建筑项目，而是重大的政治决定。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天安门则是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象征符号，故而，天安门广场如何扩建，是中共中央极为关注的--中共希望透过新的广场，一方面确立其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宣示国家独立自主的路线，尤其是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中苏关系变坏之后，中共更要利用扩建的广场来宣传中国人要走自己的路。同时，天安门的扩建也引起不少争论：旧有建筑物（例如东、西红墙和中华门）的去留问题；广场周围建筑物的规模；广场的大小以及广场的性质。

　　扩建工程涉及很多苏联专家的参与，并且中苏两国专家对于扩建广场的不同看法。目前中国大陆有关近代北京建筑史的书，对于苏联专家是否参与1950年代新首都的城市规划，及其后的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工程，如非避而不谈，就是语焉不详。这自然是由于1960年代初中苏交恶之后的政治转向有关。但事实上，我们从档案资料及访问当事人得知，在建国前苏联专家就已经积极参加了这两项相关的工作，尤其是天安门广场的扩建。1949年建国时，在毛泽东“一边倒”的国策下， 中国政府邀请苏联派遣大批专家来华支持各色各样建设。根据统计，自1950年至1956年这一段时间内，苏联派到中国的专家就有5092人之多。

　　这些苏联专家的参与，引出了几个重要的问题：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包括有关广场的大小和性质等重要的问题，有多少是受苏联专家的影响？天安门广场的规划和莫斯科红场的规划有何不同？天安门广场究竟有多少中国的特色？中共希望透过这个巨型广场表达一些什么观念？

　　建国之初，中共对于城市规划可以说是毫无经验，所以包括重建首都这样重要工程，自然会依赖苏联盟友的支持。 1950年代初，北京市委一再承认“我们深感必须学习苏联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 一开始，中国建筑师对于苏联的城市设计就十分欣赏，尤其佩服苏方有条不紊的总体规划。梁思成一直重视城市发展的整体性，所以非常欣赏苏联的中央统筹方法（但却忽略了其背后的政治控制）。梁在1953年5月访问苏联后，盛赞苏共中央委员会于1935年公布的改建莫斯科总体规划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文件”。梁认为这个计划“要求建筑师把一个城市作为一个由无数组成部分综合起来的建筑整体，既要照顾到劳动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又要照顾到建筑物及其环境的艺术处理”，它更表现了“社会主义的内容”，建造了不少文化宫、少年先锋宫、工人俱乐部和集体农庄俱乐部等。总体而言，梁说这个计划是“把斯大林对人类的关怀的思想，贯彻到整个规划和设计的细节中。”梁非常欣赏莫斯科发展的整体性，尤其是佩服这个规划把莫斯科分为13个设计区，例如从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到苏维埃宫的莫斯科西南区（即第3区）的设计，用梁的话说，是“相辅相成”，有极大的“一致性”。 梁在访苏回来后写的报告中，不时用上“统筹”、“组合”这些字眼来形容莫斯科的城市规划经验，这自然和他希望把北京发展成一个整体和谐的城市有直接关系（包括保护旧城、少拆除城墙和牌楼等）。苏联专家强调组织及分工，尤其是主张成立不同的专责委员会进行工作，这种建议，对中国影响甚大，1951年8月，都委会开常委会时，决定成立道路、园林、河湖3个专门委员会来统筹扩建。

　　不过，虽然中国专家受到苏联方面的影响，但后来在有关扩建天安门广场的工程上，双方还是产生不少争论和分歧。

　　来华的苏联专家之中，直接或间接参与北京城规划的第一批人是市政专家巴兰尼克夫和阿布拉莫夫。稍后又有另外一些专家被邀参加工作，1950年代初，比较有影响力的是穆欣（另译为莫欣、莫辛及摩亨）和巴拉金这两名城市规划专家。建国初年，因缺乏经验，中共并没有一个机关来作通盘筹划及协调苏联专家的工作。至于如何聘请，很多时候是由不同单位因个别需要而自行提出申请，结果部门与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和沟通，常生混乱。例如巴兰尼克夫和阿布拉莫夫是由北京市政府负责聘请的，而穆欣和巴拉金则是由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负责招聘；穆欣被分派至国务院的建筑工程部，而巴拉金则被派到国务院管辖的城市建设总局。北京市政府因为在规划方面没有经验，需要找苏联专家来帮忙，知道国务院请来了两名城市规划专家，便向国务院提出申请，借用外国专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