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与中方专家讨论，巴拉金用铅笔画了一条线，把中轴线从原来最北端的鼓楼和钟楼穿过去，继续向北移。这个举动把中方专家吓了一跳，城市规划家李准回忆说：“巴拉金拿了支铅笔，画了一条'中轴线的延长线'。这个画得可厉害呀！过去我们想都不敢想”。

　　穆欣和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家有不少合作，与清华学者梁思成也有接触。梁氏特别欣赏穆欣提出的五点意见，认为值得中方借镜：建筑要符合斯大林所提的“对人的关怀”；要视建筑也是一门艺术；要重视建筑的民族性；要明确认识到建筑和都市计划有其重要的思想性；以及建筑需要有整体性。在民族性方面，穆欣在中国大力提倡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政策，认为中国要致力建造富有民族传统风格的建筑物。 有关北京城市中心的问题，穆欣以苏联的经验提出了一些看法：“在大城市中，行政社会机关数目很多，事实上难于集中在一起，因此必须有几个中心，但也有所谓'总中心区'集中一切重要党政机关及市内重要机关。……从规划上来考虑中心区；中心区首先是一个大广场，周围有大建筑。或几个商场用大路联系之，每个中心要代表建筑艺术，是城市的骨干。” 穆欣的看法与巴兰尼克夫和阿布拉莫夫没有多大分别，所不同的是他特别重视建筑的艺术性，这点和一向强调建筑艺术的梁思成的看法相同。穆欣主张保留北京的旧城墙， 与梁思成的看法也不谋而合。

　　另一专家巴拉金也被聘请来协助北京城的设计。巴拉金虽然欣赏北京传统的中轴线的设计，但并不认为中国人视之为神圣的中轴线不能修改。有一次与中方专家讨论时，巴拉金用铅笔画了一条线，把中轴线从原来最北端的鼓楼和钟楼穿过去，继续向北移。这个举动把中方专家吓了一跳，根据城市规划家李准的回忆：“巴拉金拿了支铅笔，画了一条线，就叫'中轴线的延长线'。这个画得可厉害呀！过去我们想都不敢想”。“有些人觉得，城墙不能动啊，文物要保护啊，你把城墙拆了，一直伸延过去，一直到〔现在的〕北四环，南边画到南四环。这个变化是厉害的。从规划来说，这个手法是很厉害的，而且很好！” 巴拉金这些新颖的想法，打破了中国传统的观念，引起了注意。假如要延长中轴线，牵涉的问题便很多，包括要改变传统的思维，在当时必然会非常困难。所以巴氏的建议，当时只算是一些新鲜的意见，不过已令中方专家大开眼界。1950年代初，对于北京城的规划，穆欣和巴拉金二人的确产生了一些观念上的影响。但因为他们都是向国务院借过来的，来华的时间又受到限制（例如巴拉金，每星期只来一次）， 故参与北京城规划的时间比较有限。

　　1955年2月，北京市成立都市规划委员会（简称“规委会”，又称“市委专家工作室”），取代原来的都市计划委员会。新的委员会名为“规划”，而非原先的“计划”，显然是希望把以后北京都市重建视为一项更有统筹、组织和有专业性质的工作。同年4月，北京市政府聘请了第三批苏联专家来京作为“顾问”，“进行总体规划的研究和编制工作”。 在都市规划委员会主任郑天翔的领导下，这批专家展开了比以往更全面更大规模的城市规划工作，其中包括重要的天安门改建工程。

　　这批专家一行九人，各有专长，包括组长、规划建筑师勃德列夫、规划专家兹米耶夫斯基、城市设计专家阿谢耶夫、女经济学家尤尼娜、公共交通专家斯米尔诺夫、上下水道专家雷勃尼科夫、煤气专家诺亚罗夫、供热专家格洛莫夫和建筑施工专家什拉姆科夫等人。这些专家分批于1955年4月及7月抵达北京，彭真市长亲自接待。聘约初定为两年，后来因为中方需要，有些专家还续了约（例如勃德列夫），而且因为来华的时间比较长，有些还携同妻子前来（例如阿谢耶夫）。 专家们于1957年底在合约期满后回国。这批专家，在苏联本土并非全是顶尖的人物，但都有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例如勃德列夫曾任莫斯科总体规划学院建筑规划工作室主任，兹米耶夫斯基是莫斯科总体规划的技术负责人，而阿谢耶夫曾任莫斯科设计院建筑施工组领导人。

　　中方为苏联专家制订了相当紧密的工作时间表（包括学习中文），兵分数路，分开总图组、市政组、交通组、力能组（有关供热系统）和设计与建筑组等方面，为改建北京城定下一个全盘的策略。关于天安门的规划，亦是这批苏联专家的要务之一。专家组来华的第三天，行装刚卸下，郑天翔即陪同他们“沿着南北中轴线计划，观察全市面貌，曾上了景山、鼓楼、天安门，并看了前门。” 从这批专家的名单中，可以看出组长规划建筑师勃德列夫、规划专家兹米耶夫斯基和城市设计专家阿谢耶夫是参与天安门广场规划的主力。但这三人之中也各有分工，例如勃德列夫和兹米耶夫斯基专注于制定北京城的规划总图，而阿谢耶夫（施工专家什拉姆科夫加以协助）则负责具体设计工作。他们还不时在规委会讲课。根据一项不完全的统计，从1955年至1957年，苏联专家共讲课约216次。后来整理出来的部分讲稿就有17册，超过150万字。这些交流，中方承认“对培养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干部，提高业务人员的理论、技术水平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