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建筑科学与城市规划的相互交织发展，建筑规划师们的目光不再局限于设计和建筑个体，城市开始成为他们新的改造目标。在城市化过程中，他们与房地产商一道，在现代城市中深深打上了其理性设计的烙印，进一步形塑着居者的生活。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城市规划者们的理性设计在合理安排城市街区布局、消除混乱和无秩序、缓解各种城市病等方面给城市带来一种良性发展的同时，其理性设计有时候也会造成一些出乎其理性意料之外的后果。

　　城市规划中这种例子并不少见，巴西利亚算是典型的代表了。它于1956年开始规划兴建，其设计图式大体是由弧形的堤岸与直线的道路交于市中心以构成一个象征基督的十字，或者说是亚马逊人的弓箭。在那里，城市的住房、工作、娱乐、交通、公共管理在空间上都是相互分开的，不再具有作为公众聚集之所的街道，只有为机械使用的道路和高速公路，城市所有的公共空间都成为官方指定的公共空间，如体育馆、剧院、音乐厅、规划的餐馆等等，而个人的、非正规的公共空间，如人行道旁的咖啡馆、街角、小公园等根本不存在。比如最著名的三权广场，有人戏言，其规模之大，即使是军队阅兵也显得很小，像个侏儒。更滑稽的是，如果公民想安排在那里会见朋友，困难程度好比是安排在戈壁上见个人，即使见到了，也没什么事情可做。按照精细和统一的方案、从无到有建成的巴西利亚，基本上没有参照任何巴西过去的习惯、传统和实践，规划主要考量的是行政需求，而对居民生活便利与否则未充分考虑，所以虽然规划宏伟大胆，但最终结果却给居民生活带来了极大不便，这是规划师们当初始料未及的。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不仅对居民的城市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如果规划不合理，其对城市历史、文化传统的破坏也是明显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为在北京规划建设新的行政中心，政府采纳了苏联专家们关于在占地约62平方公里的北京老城区内进行新城规划的建议，拆除老城内的城墙、城门、部分宫殿、胡同等等一些象征老北京城的历史建筑，却忽视了梁思成、陈占祥等规划设计的以力求保全北京个性与特色的历史建筑的“梁陈方案”。如今北京旧城已有一半以上的建筑空间被完全重建；北京旧城的历史性建筑拆除过半；北京旧城胡同数量急剧减少，目前只剩下400多条。被誉为“中国古代都城的最后结晶”的北京，虽然不断拥有了现代城市的特征，却又有了点“泯然众人矣”的尴尬。

　　以上种种现象背后，都存在着规划师们理性施展过程中对一些因素的忽视，比如民生、社会传统、文化、习俗等等。城市规划作为建筑个体的综合凝聚，虽要防止个体建筑的割据一方与不顾总体和谐，但规划更要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分析并认识整合问题。这就要求规划师们同时也是社会学家，在规划之前要细细考察社会需求、传统、习俗与制度，然后才能将社会功能、技术与艺术融于城市与建筑中，在宏观与细微之处有一种人文关怀的温暖与内在的精神底蕴。笔者并非完全否定城市规划与设计中的个人理性与创新，个人理性虽是有限的，而如果能在设计时对城市进行统筹规划，更加全面地考量民生、城市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习俗与经验等因素，或许能拓展理性的范围，使城市规划更适应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