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建筑宝库”的某些历史探索与保护利用

——在山西省城科会学术报告上的发言

　　山西省是建筑文化遗产保存数量多、精品多的全国之最。学术巨人梁思成先生很早就说，山西是 “全国古建筑的宝库”。他曾于20世纪30年代 “七七”卢沟桥抗战前，率领 坤国营造学社“的专家来山西调查、测绘，研究古建筑。如五台山唐代佛光寺大殿，太原音词宋代圣母殿、”鱼藻飞梁“和献殿，大同辽代华严寺、全代善化寺，应县辽代佛宫寺释迎塔，洪洞县元代、明代广胜寺，始建于北魏现为清代建筑的浑源县悬空寺等珍贵的古代木结构建筑，包括其中的彩塑与壁画。对大同的北魏云冈石窟同时也作了很多调查研究。城市科学研究的领域比较广，综合性比较强，艺术与技术品位很高的山西古建筑宝库，需要多学科从多方面进行科学研究。省内有不少领导及专家学者已经为之作出了巨大贡献。以下谈两点拙见：一是属于历史研究性的；二是联系当前的保护与利用。

　　山西历史上民族错综复杂，何以建筑文化的汉式传统始终居于主导，延续不衰？

　　(一)山西历史文化的根

　　黄河中游的山西、陕西、河南这片中原土地的开拓，最先是 “人文初祖”黄帝。接着是尧、舜、禹三帝，初以晋南为统治中心，继续向四方开拓。“尧治平阳，舜治蒲扳，禹治安邑，三都相去二百多里，俱在翼州，统天下四方。”距今四千多年的禹的夏朝，以山西大部、河南北部及陕西大部为中土中州，分天下为九州；此时已经走出了部落联盟的社会，出现了奴隶制的国家。将近三千年前的周朝在陕西立国。周朝为巩固中央王权，一统天下，分封王室为各地的诸侯，同时制定了一系列完善的 “礼法典制”，包括城市与建筑等级形制的原则规定。中华文明古国发展到了“礼乐之邦”的周朝，可以说那是一个为后世封建统治制度，奠定华夏汉族文化基础最深和影响最远的王朝。孔子说 “吾从周”，二千多年的儒家思想的源头就是周朝的政治与文化思想。回顾中华民族的发展，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长期领先于其他地区。

　　今天太原保存的背词（唐叔虞词)是纪念周成王封弟叔虞到晋阳（太原）为唐国诸侯，反映周朝分封诸侯、统一天下非常重要的历史见证。叔虞去世，传儿子叟继位为诸侯之后，改唐国为昔国。山西称晋是由此时的西周开始，而并非后来的春秋昔国。如果寻根问底，这个根底始于背阻（太原)晋词。今天看见的音词布局的主体是后来宋代建的圣母殿--奉祀叔虞母亲邑姜的正殿，而叔虞词则布置在左前侧的高台上。现存叔虞词为清乾隆三十五年(l770年)重建，新中国成立后又有过大的修缮。

　　晋词布局以圣母殿为主，叔虞词居侧，一方面是由于母与子的 “礼所宜也”；一方面是北宋水毁昔阳城(遗址在晋词北)过后五十年改的。原来宋朝以前(960年前)的文献均没有提到音词圣母殿，然而北魏(420~589年)邢道元 《水经注》则载有 “际山枕水有唐叔虞词”。北宋初期为了统一天下，北战南征，在攻灭割据山西晋阳1太原)一带的北汉小王朝时，用“水淹火焚。毁城，北汉亡。50年后宋朝廷为感谢水淹昔阳，”昔源水神圣母“（封叔虞之母)的神助，才改背柯大殿为圣母殿。由此可知，昔词先有叔虞词是无疑的，起初为纪念叔虞而建背词也是无疑的。

　　在历史作用上，叔虞和他儿子燮是周王朝武功文治在山西的体现者，尤其是传播周朝 “礼乐之邦”的文化在山西扎根的人。对山西历史文化如此重要的唐叔虞词，迄今似乎不够重视对其重要历吏价值的宣传。希望建设、文物、园林、旅游部门共同研究，加强文化之根的弘扬。

　　(二)历史上山西的民族冲突与融合，汉文化的自然凝聚力

　　大概从周朝起，民族的矛盾与融合问题逐渐突出起来。山西境内早先曾有若干戎狄族同汉族杂居。周朝以后，他们一部分被征伐退走或消亡。平遥古城东门外保存的尹吉甫庙和墓，就是西周宣王五年（公元前823年）派尹吉甫率军至背中，驻扎平遥，征讨狞犹人退往今雁门关北的历史见证。当时周朝中央派兵至诸侯国驻守或出征，随之也带去了周朝中央的 “礼法典制”文化及民族融合政策。很多弱小少数民族就是这样地逐渐融合于汉族。春秋时大国争霸中原，表面上 “尊王攘夷”，实际上也多采取 “和戎”政策。如昔国利用通婚、会盟、任用等 “和戎”政策，就曾使一些弱小的民族同化。甚至背文公1重耳1的母亲也是来自当时少数民族的大戎族。春秋时昔国属于五霸之一，它的疆土包括今山西省大部、河北省的西南部、河南省的北部及陕西省的一角。这些地方的许多弱小民族同汉族渐渐融合，后来连族名都不太为人知道了。历史证明，华夏汉族的成长壮大是长期不断与其他民族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民族之间时而战争与时而和平交织更替的历史发展过程。

　　民族的这种交织更替史不绝书。总的来看，促进了文化上的趋同和发展。很多朝代北筑长城并没有完全阻挡塞外游牧强族南下。明朝儿乎整个朝代都在修筑长城，并在长城全线分设九镇。其中就有二镇设在山西，一是大同镇，二是太原镇（设在偏关)。古长城专家、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先生说，长城是古代防御工程，但是长城内外总是和平时期多于战争时期。秦汉时的匈奴，西昔时的匈奴和鲜卑，隋末时的突顾族等均曾武装深入山西腹地。然而历史却告诉我们，民族之战有的也能够起到积极推动历吏前进的作用。鲜卑族入山西及河南，建立北魏王朝，立都平城(大同)，迁都洛阳，统一了北部中国，结束了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北魏建国之初，一方面仿照中原王朝的形制建立朝廷；一方面废除鲜卑族旧的氏族制度，下令 “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徒”。北魏迁都洛阳后，更进一步进行了效仿汉族的礼仪、官职、律令等的改革，提倡汉服、汉话，还规定 “迁都洛阳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又如末 “太原留守”李渊李世民父子举兵反隋，就联合了入昔的突顾兵，西进长安，从而掀开了唐朝的历史惟幕。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以幽州(今北京)为陪都南京，以大同为陪都西京，统治中国北方--包括今东北三省、内蒙古及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当时燕云十六州)等地--前后200余年，后期约l20年宋、辽双方处于无战争的和平状态。辽代在继承唐朝的中原文化方面，承前启后，非常突出，留下了较多珍贵的唐代风格气韵的建筑与彩塑艺术杰作，尤其是以山西雁北地区保存下来的为多。

　　在山西平城(大同)开始建北魏国的鲜卑族和辽代建立西京大同的契丹族均长期统治北中国。凭什么？一是武功，二是文治。这两个少数民族原是北方游牧民族，可谓武功强，而文治基础弱。武强文弱必定统治不了中国，即使北部半个中国。山西的历吏证明，三昔地区成为民族融合的熔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成熟的、完备的、先进的汉文化的凝聚力，能够自然地被统治中国的少数民族所吸收--习汉法、汉制、汉文化，用汉法、汉制、汉文化，并且以为主宰。后来的元蒙与满清一统中国，而且出现过盛世，关键也全是基于中国的这一历史规律。梁思成先生曾说 “建筑是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勺。所以，习用汉法、汉制、汉文化的统治就必然少不了相应的汉文化的建筑。

　　(三)其他历史背景

　　秦晋两地唇齿相依，在周、秦、汉、隋、唐等朝建都长安，兼或洛阳的时代，山西对于拱卫京赣秦地和控制通往华北、东北交通是关键的战略地区。辽的陪都南京析津府即今之北京及金、元、明、清建都北京时，山西又成为从西侧和西北侧拱卫京赣燕地和控制西北、西南等交通要道的锁钥重地。这些朝代因此均派皇子或文武重臣坐镇山西并且屯住重兵。跟随他们到山西的不仅有上层的生活习俗、礼仪制度的汉文化，更有体现汉文化的城市与建筑，甚至在山西修建皇家规格的离宫别馆。如隋杨帝在汾河源头宁武修建避暑宫苑等。

　　其次，佛教信仰的传播具有超民族的特点。宗教往往是属于不同民族的一种共同信仰，起着精神境界沟通或归同的某些作用。佛教由西而东传入中国后，山西渐渐成为佛教圣地，五台山是佛教文殊菩萨演教的道场，列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历史上极盛时期五台山有寺院360处，保存至今的尚有58处，享有全国规模宏大的”佛寺建筑博物馆。的称号。此外历代还有无数的几乎遍布山西全省的大小佛教寺院。骂信佛教的鲜卑(北魏)、契丹(辽)等少数民族，佛教文化更是成了他们共饭依、同呼吸的超民族的精神纽带。佛教虽然是外来的，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因而最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 “汉传”佛教文化，及 “藏传”佛教文化 (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另外云南傣族地区则属于流传于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等国的南传小乘佛教文化系统。山西佛教寺院虽然也有藏传佛教喇嘛以及喇嘛塔和藏式塑像与壁画等，但是寺院殿堂、楼阁、斋舍的基本布局形制和建筑风格及多数的雕塑、壁画等几乎全是汉文化式。尤其，中国仅存的最古老的木构的佛寺殿堂：南禅寺1唐建中三年，公元782年重建)和佛光寺东大殿(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重建）均在山西五台山。距今950年前建的总高67米的应县辽代木塔，可能是世界最高的木塔，也在山西。汉传佛教连同佛教建筑文化从隋唐开始，已向国外传播到了朝鲜、韩国、日木。20世纪，中外学者研究中国建筑史，常常少不了参考日木奈良、京都隋唐时期的古建筑的珍贵实例，往往用以同南禅寺和佛光寺等相对照。日木汉传佛教的净土宗的¨祖庭“就在山西交城石壁山的玄中寺。日本净土宗僧人和信徒，有很多来山西玄中寺寻根。

　　再就是明清时期晋商掘起，最盛时几乎控制了全国商业全融领域的命脉，甚至业务远达国外。富有的背商在晋中家乡，大兴土木，建设全融票号城市和豪宅大院，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如平遥、祁县、太谷三城及平遥日开昌票号(1820年创办汇兑业务)，如灵石县王家大院、祁县渠家大院、乔家大院等等。这些源于晋商的建筑文化遗产，有的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个别的如平遥更是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人类之宝。而所有这些建筑文化遗产，又都是自始至终贯穿着汉文化的血脉的。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一些问题之所见所闻

　　山西省地下有全国蕴量第一的乌全墨玉资源，地上有大批价值珍贵的建筑文化遗产。令人高兴的是两大资源正在引起进一步的重视。贯彻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科学管理”的文物保护方针也正一步步跟上来。

　　最近报上登出“莫把世界文化遗产当作摇钱树”的新闻，很提醒人。作为文化遗产的文物和自然遗产的风景，木来均属国家所有，作为世界遗产的，更是联合国归口属于全人类的。这样的国家所有的和人类所有的珍物，决不可以等同于自由转让或买卖的商品。前些时候，个别地方一度奇怪地发售文物、风景的股票，捆绑上市；另外有的地方急于出售文物、风景的经营权。诸如此类 “摇钱树”的荒谬做法必须禁止。

　　其次，有些古建筑开放游览，不顾环境容量无限售门票，来者不拒，惟利是图，给古建筑造成了超负荷的慢性破坏。而这种无限量的开放，在很多国家是从不允许的。

　　还有，例如江南水乡古村的苏州周庄古民居，保护是保护了，生态环境也还不错，可是文态环境不行。一股自发的不应有的商业气息损伤了古村木来的性格，降低了它应有的品位，一处小桥流水、淡妆素裹、诗情画意、清秀幽静的江南水乡，怎么可以变成商业气息浓重的街市？周庄老宅旧屋门口几乎都在开店做旅游生意，特别是售卖驰名退还的周庄 “沈万三猪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看后表示不满，说 “商业味道太重”。最近报载，周庄镇决心取缔这些商店，还古镇的历史品位及文化素质。

　　山西省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是中华民族 “无宇史书”的重要一册。托物寄史寄情，这部重要 “无宇史册”的价值，首先在于给人民以爱国情操的启迪和激发，给人民以建筑文化与自然景物的欣赏、精神上的熏陶及科学知识的增加，同时还在于对外弘扬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文明。其次才是旅游观光事业的经济效益。旅游经济收入冉巨大，即使成为国家经济的支柱之一，如西班牙等国那样，文化效益与精神价值总要放在首要地位。这是因为：历史是民族的根、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民族的根，民族的灵魂是永恒的，不灭的。

　　我国旅游事业方兴未艾，正在蓬勃发展，也作出了巨大经济的贡献，还要继续为国增光，更深地弘扬中华历史文化和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以下是一些回顾，回顾保护和利用建筑文化遗产的若干问题。所幸至今均已得到了纠正，当然有的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事例的两处属山西，另两处在省外。

　　例一：标榜所谓雅俗共赏，实际上是搞低劣庸俗或荒诞的游乐建设。例如某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一次旅游开发规划方案，竞然想推出：(1)利用古城沿街古建筑开发为所谓 “消闲”的 “明清夜总会”。(2)利用古城废置的旧监狱，开发为全国惟一、世界少有的“过一天监狱囚犯生活”的参与性旅游。如此为世界文化遗产抹黑的开发规划，当然遭到了否定。

　　例二：我国三大石窟之一某石窟(北魏·唐)，多年来置国家文物法于不顾，公然集资在石窟保护范围内乱批乱建大片的旅游服务街区及封建迷信的 “龙宫”世界。国家文物局多次为此派专家组去现场调查座谈，认为必须拆除所有违章建筑，恢复文物保护范固的历吏原貌。拖了很多年之后，终于彻底拆除了这批违章乱建，这才促使申报世界遗产成功。

　　例三：世界文化遗产的北京明清故宫，曾设想在夜问使它 “亮起来”，为古都风貌增光添彩。就像北京长安街、天安1门广场、上海外滩的夜景那样亮丽。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故宫的建筑，主要是木结构，木装修，属于低级防火性能的建筑，加之无数无价之宝的馆藏珍品在内，为了安全保卫，为了防止火灾发生，所以境起来“的设想当然决不适用于紫禁城故宫。

　　例四：中国三大石窟之另一石窟（北魏）压在煤都的地下煤层之上。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政协委员前去考察文物保护工作时，获悉石窟地下的煤层被划入远期开采计划之内。政协考察团对这一开采计划提出反对意见，并建议重新向外划定石窟的保护范围。再就是石窟边上有一条运煤的旧公路(109国道)，重载煤车往来频繁，强烈的震动和飞扬的煤灰，日积月累损害石窟雕刻非常严重，污染石窟环境也很厉害。直到上个世纪末，才考虑离开石窟另建运煤的新公路，然而已经震毁的和积落煤灰的石雕佛像却很难恢复原貌。那时只看重了地下的乌金墨玉，而没有像今天这样同时看重地上的”全饭碗“。

　　上述实事实例，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我就是其中参与调查的政协委员之一。

　　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不论是历史城区 (如平遥古城)，历史村落 (如王家大院、乔家大院)，还是历史保护区(如太原音词、大同云冈石窟、祁县老街、解州关帝庙)，或是单独的古建筑 (如应县木塔、浑源县悬空寺等)，均不能脱离周固环境而独善其身。它们总是同所在的环境分不开的。文物保护从来不是光指文物木身，而是必须同时包括保护环境不被破坏。北京辽代建的天宁寺塔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今塔的本身完好如故，可是周固环境的文态面貌太差。古塔的旁边竖立有热电厂的又高又黑的烟囱，塔的周固更是高楼林立，使古塔完全陷入被包围被淹没的杂乱环境之中。很多人路过那一带都为遭到 “破坏性建设”的古都古塔环境风貌惋惜。事物本来并不是孤立的割裂的，如果人为地破坏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就必定把美好变成丑恶。天宁寺塔的文态环境破坏，就是最有力的说明。

　　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不仅要划出一定的保护范固与建设控制地带，加强整体性保护，同时还应当纳入城市规划、保护区规划或村镇规划，从总体上、全局上取得生态环境良好及文态环境和谐完美，取得历史传统文化与现代建设的有机结合。现代化建设，除非是平地起家，白纸画画，在那样单纯的土地上搞建设，可以去创造理想的单一的所谓现代环境，否则就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如何对待建筑文化遗产的这样、那样的关系，亦即保护、保留、整治规划的问题。这类在旧城基础上起家的现代城市、村镇其实是占绝大多数。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把保护建筑文化遗产(以及自然遗产1纳入统一规划，恰恰是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有机结合的重要组成部分。怎么可以 “割断历史”，有我无你，有你无我，那样地去实现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呢？

　　基于上述的探索，最后提出几个并不新鲜却仍在不同程度地困扰我们的问题，希望共同商榷：

　　第一，掌握科学的正确的规划，作为“龙头”。保护和利用必须纳入规划，建设必须严格遵守规划。包括有的归属城市规划，有的归属村镇或保护区规划。

　　第二，严格执行并维护科学的、正确的规划，而不是冲击规划，放手以某些房地产开发为主。这是当前实现文态环境保护优劣与得失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三，领导是关键。过去早就有过这方面正反经验，“规划规划，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如果说 “建筑是凝固的交响乐”(广义建筑包括城市、村镇，包括历史和现代等等)，那么领导就是交响乐队的指挥，规划就是交响乐的统一乐谱。

　　这三大方面都是关键，都耍过硬，而且三者之间的统一、协调，即有机结合更是绝对的。山西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的道理也是基本如此。

　　2001年6月23日

　　——该内容来源于《留住我国建筑文化的记忆》（郑孝燮著），由中国风景园林网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