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聚居的生态失落与生态觉醒

　　人类住区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人类住区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人类住区的建设史。人类住区发展建设受自然、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人类住区建设史上，主要有自发建设和规划建设两种发展、建设方式。这两种形式体现在人类住区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从古至今，它对某一城乡聚居点而言，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有可能是并存的，不同的时期经历不同的方式或兼而有之，绝对属于某一类型的城市和乡村几乎没有。这两种建设方式除受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经济技术条件等制约外，还受到当时当地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深刻影响，即人类住区建设实践活动一定程度上体现其深层次的价值取向，反映人们对理想住区和美好生活环境的追求和认识。由于城市是人类建设活动最集中、最频繁的聚居形式，对于人类的生产活动、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的影响也最为深刻。因此，我们主要从城市这一角度来探讨人类聚居生态思想的历史演变。

　　在原始社会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为谋取生存过着采集渔猎的生活，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居民点。直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出现了农业为主的固定居民点，使定居生活成为可能。可以说这是人类住区的最早雏形。随着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在手工业和商品交换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出现了不从事生产而只经营商品交换的商人，产生了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从而城市也就开始形成，人类住区从此分化为城、乡两种聚居地形式。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技术条件落后，城乡聚居点分布与规模强烈地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这些城市大都是自然生态条件良好的地方，即靠近河川、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等生态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自发考虑了生态平衡的要求，体现了朴素的自发生态思想。历史上，古老的人类聚居点大都分布在沿海地区、大河流域及其三角洲地区，四大文明发源地均位于此类地区就是例证。

　　然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城市的畸形发展，带来了城市建设的种种矛盾。如蒸汽机的使用使洁净的水变成污水，河道成为排污水沟，工业的盲目发展污染了城市环境，环境质量不断下降；城市在旧的躯体上迅速增长、盲目蔓延、无序扩展，功能布局混乱，工业与居住混杂，居住条件恶化；建筑拥挤、紊乱，缺乏整体环境的考虑，建筑艺术衰退，城市景观质量下降等，这些在工业革命初期表现尤为突出。工业文明引起近代城市本质的根本变化，自然环境被破坏，城乡之间旧的平衡被打破，建城实践活动表现为生态失落。工业革命结束了前工业社会时期城市那种田园诗式的时代。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为资本的垄断、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使工业化带来的城市问题更加加剧，同时城市对乡村的剥削，使农业到了濒于破产的地步，城乡对立已达到很尖锐的程度，引起了为农业服务的中小城市的衰落，大城市工业畸形发展、人口极度集中使土地使用、城市环境等方面面临日益严重的困难。

　　面对工业革命、城市化对城市乃至人类社会产生的深刻影响和带来的症结，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各自的设想、理论学说。英国生物学家盖迪斯(P．Geddes)在《进化中的城市》(1915)就开始把生态学的原理与方法应用于城市规划与建设，将卫生、环境、住宅、市政工程、城镇规划等综合起来研究，强调把自然地区作为规划的基本构架，还主张城市规划应为城市地区的规划，把城市和乡村的规划都纳入进来，即包括若干城镇和它们四周的影响范围，首创了区域规划的综合研究。1918年芬兰建筑师伊里尔·沙里(ElielSaarinen)从大自然中去寻找同城市建设相类似的变化过程，认为城市如同自然界活的有机体，与其内部秩序是一致的，不能听其自然地凝成一块，提出城市建设需遵循“表现的原则”、“相互协调的原则”、“有机秩序的原则”，为西方近代衰退的城市找出一种改造的方法，使城市逐步恢复合理的秩序。在城市规划与建设实践方面，1911年格里芬(Grififn)的堪培拉规划在积极引入和强化自然环境与景观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实践。规划利用地形，把自然风貌同城市景观融为一体，把自然引入城市，以致堪培拉至今仍享有“田园城市”的盛誉。

　　欧洲工业革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人们认识不到古城和古建筑的保护问题，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建筑运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也助长了对古城古建筑的破坏。二次大战后，面对被战争破坏的城市，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受到广泛重视，战后一些国家对于有历史意义的市区往往成片成区地保护起来，甚至整个城市，建设避开古城，另避新城。同时注重对乡土建筑的保护，也往往是整个村落、整个集镇地加以保护，而且还包括它们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文化特色的保护，使城市的文化特性、地方文化和历史文脉的延续性得到保持。聚居生态环境意识的觉醒，从单纯的自然生态开始向历史文化生态拓展。

　　20世纪6o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城市化的迅猛进程，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能源(主要是石油)危机和环境危机，出现了震惊世界的十大公害事件，面对严峻的环境资源问题和生存的迫切性，引起人们对原有生存空间、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反思，进一步激起了人类聚居生态意识的觉醒。卡森(Rachel Carson，1962)的《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Meadows，1972)警示人们世界城市化、工业化引起的全球性问题(人口、粮食、资源、环境等)将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前景，在世界各地尤其在西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将城市生态系统列为人与生物圈(MAB)国际计划的第11项专题，报告建议将城市、近郊和农村作为一个复合系统，并与区域规划结合，研究大范围的城市分布格局及城市问题，同时将人的价值观、创造性、直觉等主观因素综合进城市生态系统研究中。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呼吁人们“决定在世界各地行动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慎地考虑它们对环境产生的后果”，“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④，以唤起人类对环境问题的重视。1976年联合国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的第一次人类住区大会(HabitatI)上成立了“联合国人居中心(uNCHS)”，开始关注包括从城镇到乡村的人类住区的发展，并认为“人类住区不仅仅是一群人、一群房屋和一批工作场所。必须尊重和鼓励反映文化和美学价值的人类住区的特征多样性，必须为子孙后代保存历史、宗教和考古地区以及具有特殊意义的自然区域”。1963年希腊学者道萨迪亚斯建立了人类聚居学学科，着重研究城市居民与其生态环境的复合关系，研究城市建设对自然条件、环境质量的作用与反作用，以求全面地合理地解决现代城市面临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问题，力图创造适合人类居住和工作的聚居环境。美国的麦克哈格(I．L．McHarg)教授不仅从生态学的外部因素去观察自然景观的多种变化，而且把自然环境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去观察研究，认为人与自然必须是伙伴关系，必须与大自然合作才能使两者共同繁荣。 随之，这一时期社会的价值观念也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先进的标准由“技术、工业和现代建筑”演变为“文化、绿野和传统建筑”，提出回到“自然界”。新时代所提出的环境、文化、游憩、生态等要求不同程度地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区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新城建设、科学城、园林绿化、古城和古建筑保护等方面体现出来。以致古城和古建筑遗产的保护又逐步成为世界性的潮流；城市的园林绿化建设也受到了广泛重视。而随着环境概念的全面深化，城市规划设计和建设不再是停留在单纯强调视觉艺术上，忽视人性设计，而是开始转向注重“人、社会、历史、文化、环境”，注重对人的关怀和对社会的关注。城市规划建设采取社会目标的群众参与，体现在规划方向、政策和实施过程上的决策参与。聚居的生态思想进一步向社会生态、历史文化生态发展。而一些发达国家则开始步人“环境的时代”、“旅游的时代”、“文化的时代”，并向着“生态时代”迈进。聚居的生态意识由觉醒开始走向早期的自觉。

　　进入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为目标的生态化运动，已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展开，并正向各方面渗透。世界范围的环境保护运动方兴未艾，这已成为20世纪末最深人人心的全球性运动。这种思想在工业发达国家尤烈，并从环境保护主义、生态主义发展到政治的派别(如绿党)，它的活动也超越了国家和洲界，全球性的生态环境观念逐步形成。在新的价值观指导下，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围绕着人类生存与发展这一主题，积极寻求一条人口、经济、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发展道路，探求更加理想的人类住区模式，其中关于“生态城市”研究占有重要地位，各国相继走向行动。199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洲的伯克利城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生态城市会议，与会l2个国家代表介绍了生态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包括伯克利生态城计划、旧金山绿色城计划、丹麦生态村计划等，内容涉及城市社会、经济和自然系统的各个方面，并草拟了今后生态城市建设的十条计划；1992年又在澳大利亚的生态城市阿德雷德举办了第二届国际生态学术讨论会，大会就生态城市设计原理、方法、技术和政策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案例；同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也举办了未来生态城市全球高级论坛和生态城市设计展览；1996年在西非的塞内加尔举行了第三届国际生态城市会议，会议进一步探讨了“国际生态重建计划”，1997年在德国莱比锡召开的国际城市生态学术研讨会也将生态城市作为主要议题之一，2000年在巴西的库里蒂巴举行了第四届国际生态城市学术研讨会，进一步交流了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研究的实例，2002年在中国深圳举行了第五届国际生态城市学术研讨会，等等。这些有关生态城市的会议不仅促进了生态城市理念的普及与传播，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生态城市在全球范围内的建设实践。时至今日，人类聚居的生态价值取向已成为历史的必然，而且认识到“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自然是一个复合大系统的整体，”“必须当成一个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⑨，从单纯的自然环境生态取向逐渐发展为更全面的广义生态观，包括社会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自然生态等平衡、协调发展。人类聚居已走向生态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