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个月黑风高的黎明再次来到淮安。这里并不只是因地处南北地理分界线而引人瞩目。历史上黄、淮、运都是在淮安交汇，各时代河道层叠交错。国家文物部门于是在此聚集了最多的大运河研究力量。我赶到那里的码头镇去和大部队会合。镇上的羊汤非常好喝，却和这个运河名镇一样还不广为人知。我在天亮前到达就是为了能够品到刚开锅的头汤，瞬间忘却一路旅途劳顿。

　　在农家小院的厢房里，我去向领军人物张庭皓报到。他当年主持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的发掘，现在又堪称是大运河研究的痴迷者，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半疯”，像他这样达到很高段位的也只能数出寥寥几个。他把我领向其中一个发掘现场。深达6米的坑底，水利史专家谭徐明正在研究不同时代的厚厚河沙淤积。

　　如果我们只是粗放地在河边走来走去，是很难理解这里的一切。乏味和劳累是我的最初感受。但专家们的目标，是在寻找一个系统且通用的方法，借此甄别和解释河上的遗产种类及谜团。

　　自2005年末由罗哲文、郑孝燮、朱炳仁这“运河三老”发出加快申遗的公开信始，我们对运河的认识，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大规模参与的激情期、盘根错节难题的汇集期和剥茧抽丝的方法科研期。现在的局面仍处在汇集和方法寻找的交汇过程。随后，一个全新的综合学科“运河学”可能会应运而生。到了2008年下半年，“运河学”已渐渐成为许多场合专家们谈论的话题。我们用了3年时间在思考中前行。雾霭茫茫中行近更高的山峰时，拨云见日的新机会仿佛就在眼前。

　　但这一切好消息还是步履艰难来得太慢。一定还可以动员更多的力量加快大河命运的步伐。许多人始终不理解为何要开辟GT，何必要幻想以民间力量承担发现和科考的功能。

　　我被反复诘问，直到一个神秘电话打来……

　　其实，还有一个大运河难题已经存在，只不过它一点都不难：是否可以借鉴较为成熟的环保经验，在大运河上形成中国民间遗产文化保护的NGO体系？

　　那个电话来得很晚，我全天的工作几乎都结束了。电话那端从一开始就非常犹豫：“我想告诉你一个消息，他们正在拆仪征运河大码头。”仪征？他们？

　　和许多人一样，我从来没有到过仪征，还没有人特别提起过那和运河有啥联系。

　　“你怎么对这事感兴趣？住在那儿？”许多时候，都是被强拆的当地居民向媒体投诉，这其中和不公正的开发商作为有很大关系。可能这里也不例外。

　　“我可以发誓，与那里毫无瓜葛，只是看着它被拆掉太可惜！那仪征就没有古街了。我会把资料发送给你。”

　　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确切搞清他的真实姓名。但是发给我的图片，却印证了他的话没有错。仪征大码头实际上是都会、商会、河西三条街交会建筑遗存的俗称，仅剩约650米。作为运河入长江的主要口门之一，这里与扬州以真（仪征）扬运河相通。宋乾兴二年（公元1022年）在真扬运河上建斗门复闸。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船闸，比欧洲早180多年。把这里拆了？胆子也忒大了！

　　“我已经通知了《华夏地理》的摄影师。”在第二天的联络中，我兴奋地告诉他可以做什么，“援军马上就到！”

　　“千万不要声张！”电话里急促的语调甚至把“援军”都吓坏了。难道他们还要开打？我还要带上钢盔不成？

　　随后我很快就知道了原因。“刚开始拆迁的时刻我曾经在网上公布了照片，”他说，“但是第二天他们就加班加点把那栋房子全拆光啦。”

　　这正是我讲述这段故事的目的所在。大运河上遗产保存的现实难题是快与慢的矛盾。不幸的是，一般都是拆迁和新建的速度远远快于保护的速度。而其中，许多难堪的局面发生逆转，常常不是专家或媒介，而是当地的百姓显示出了强大的民间力量。

　　“请务必快一点想办法。我们只能再拖延他们几天啦！”在听到这句话的第二天，我就踏上了南行的列车。

　　现场看到的情况还好，没有想象中那么糟，或者说，最糟的时刻已经过去。在我们之前，当地文物专家已设法让拆迁停了下来。与我一起到达的，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孟宪民书记和建筑保护研究所顾军所长。我们考虑再三，还是通知了扬州文物局的顾风局长。这是个强大的阵容：孟书记曾任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司司长，而顾风现在还是中国大运河申遗办公室的重要负责人之一。时间紧迫，2008年12月15日中午，我们就站在扬州天宁寺的山门外碰了头。“大家放心，肯定会有办法。”顾局长一如既往地儒雅稳重，为大运河我曾多次访问过他。

　　顾军特意在现场的废墟上流连了很久，通过辨识残存瓦砾的新旧从而判断房子的年代，而其余的人则访问了许多还住在这里的居民。“虽然大部分还算不上重要文物，但这是一个典型的江边古镇，风貌依稀尚存，对阐释大运河的变迁有重要价值。”这是我们作出的判断。

　　在回程中，爆发了一场小小的争论：这个地方到底应不应该保留？“他们”又做错了什么？这是文物保护单位吗？不是；历史文化名村名镇吗？也不是；大运河沿岸划定的重要遗产吗？那个规划还没影子呢！那么，“他们”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没有做错任何事。这也就是那个神秘的电话还曾经向文物、建设、城管等部门反映情况，却无果而终的原因。那么，谁错了呢？有效的方法又在哪里？

　　2008年12月16日清晨，仪征一行互道珍重，拱手作别。孟书记和顾军向北继续考察洪泽湖大堤；顾风则西进河南、安徽，汇集申遗的进展。我从扬州循河向南，左后是隋炀帝墓，右前是瓜州古渡。这些临时凑在一起的人，位置和责任不同，观点有时甚至相左，但目标一致，心无旁骛。3年前的今天，我正在为“运河三老”发表公开信而忙碌。自那时起，无数人开始为运河而战。到现在，孟书记所在的文物研究所已经演化为中国最高水准的遗产研究机构；扬州已经成为大运河申遗办公室的所在；而我追随着前辈的足迹，逐渐成为河边一个踏实的行走者、大河命运的思考者和现实的忠实记录者。

　　我们正在因之而改变，光荣终将归于梦想。这将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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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运河究竟有多长，取决于我们的目光可以看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