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拆迁户不解的是，搬迁合同上面所有的明细都是空白，拆迁办的人除了让他们签名，什么都不让填。而且应该由居民留存的一份也在签名之后一并收走。

　　在“领结款单据”上，虽然有“门牌”、“户主姓名”、“使用面积”、“自行过渡费”、“搬家补助费”等多项明细，但拆迁户只需要在“领款人”处签名，其他什么都不准填。

　　8月3日下午，泰仓巷的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被人搀扶着来见记者。据她说，她不愿意签字，但是三个拆迁办的人一起架住她，抓住她的手签下名字来。

　　居民们感叹，拆迁办给的选择不是一就是二，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

　　缩水的规划

　　“看不到希望。”8月2日上午，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学鹰直言不讳地说，“城市规划这么多年，得不到执行。”

　　6月6日，在联合调查组与专家的座谈会上，他怒斥在场的南京市政府官员和负责老城规划的专家：“为什么规划在执行的时候，变成除了文保单位之外，其他的都拆光了呢？这样的规划，农村的拖拉机手也能做。”

　　就在几天前，《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30）》草案刚刚结束公示。与2003年《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相比，新规划中的保护范围缩水过半。

　　如果以此为标准，目前这些争议中的拆迁都将顺利地“合法化”。“这是一份釜底抽薪的规划。”薛冰说。

　　7月30日下午，他代表7位专家向南京市规划局提出举行听证会的申请。按照原计划，这份规划草案将于8月下旬提交人大审议。

　　“说白了，就是要那块地。”周学鹰说。

　　根据这一草案，以南捕厅片区为例，除了甘熙故居所在地4号地块继续被作为历史街区来保护外，其余三个地块都由于不符合“历史文化街区内文物古迹和历史建筑的用地面积宜达到保护区内建筑总用地的60%以上”而被重新定位为风貌保护区，将为房地产开发预留了条件。

　　但据新华社记者调查，这三个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大多已经出让，用于建设别墅、会所、酒店式公寓等的高档房地产项目。

　　“说白了，这是利益的问题。”在周学鹰看来，老城南的问题不是文物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只有利益，是极少数人的利益与大多数人的利益之争。

　　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以致总理的批示也没有发挥预想中的效力。对这些拆迁户来说，杨国顺心中的困惑并非他独有。

　　出生于南京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姚远正在关注中国的旧城保护运动，其中尤以北京、南京两座古都为主。

　　他认为，老城南的未来，“要么被彻底拆掉，变成新的，无非是假古董或者大楼，但总之都和历史无关。要么变成一座空城，居民被腾空，为富人让地方。”

　　他解释说，在学术上，后者叫做gentrification，即绅士化。把旧城中心区变成富人区，穷人和富人之间以城市空间作为划分身份的依据，而且让贫困差距固定化。

　　此前，已经有当地官员给老城南的居民贴上了贫穷、文化程度低等标签。在拆迁谈判中，居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诘问，“每个月1000多块钱，还想住在城里？”

　　“无论哪一种命运，都是不能接受的。”姚远说。他认为，必须留下城与人，城市的居民传承了文化，空间是文化的载体，民俗也是文化的体现。

　　周学鹰、薛冰等人提出了三个方案：愿意搬迁的，房子交给政府，拿补偿；想留下的，经专家评审提出意见，政府和原住民按照一定比例出资维修；想留下，不想动手的，由政府修缮好后，住户出租金。

　　周学鹰提出可以通过降低居住密度、增加现代生活设施、改善居住环境等手段来改变居住条件和生活质量。但这些都是费心费力的事儿，不那么立竿见影。

　　“办法不是没有，就看政府愿不愿意做。”薛冰说。他无比悲凉地写道，“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激烈对峙中，专家们败局已定，南京市民败局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