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79年夏季，我们跟随费以复先生从浙西北的乌溪江来到上海，拜望了他的老师颜文樑老先生。在纷杂却又典型的老式楼房的底层，八十多岁的颜老先生带着孩子般的激动，亲手展示他的画作：最具印象派风韵的早期风景作品，南京路永安公司的红绿霓虹的夜景……他那急促的碎步和老者特有的执拗，构成一幅神采明亮的写照，甚至比他的绘画还要感动我们.我们第一眼就被老画家的单纯、朴直所感染。另一边，全系在职老师中年龄最大的费先生徒然变得年轻，脸上挂满孩子般的笑容。那一幕被留在记忆中，比当年所有的绘画本身更深刻。

　　1985年春，赵无极先生在学院举办为期一个月的绘画讲习班，来自全国8所美术院校的师生27人参加。学习班结束时的汇报展上，学院请来了国立艺术院的创建者之一、当年的教务长林文铮先生。林先生是蔡威廉先生的丈夫，蔡先生于上世纪30年代去世后，林先生始终独身一人。曾因研究宗教，被指搞迷信，入狱多年。其时林先生结束牢狱生活并未太久，老人端坐在展厅正中，几乎不敢多动。但只要赵先生走到他的身旁，他的眼中就会闪出一道为人师者才会存有的目光。赵先生也变得年轻，握着林先生的手风趣地对大家说：“林先生过去经常‘骂我’。”林先生回答：“你现在不是‘骂’成功了吗？”老师是一份特权，一份在知识传授之中给予精神和心灵榜样的威权。这种威权还带着某种永生的契约，无论经过多少岁月，那威权仍在根处塑造着彼此的情怀，同时又牵连着一种特殊的、历史的谱系关联，一种跨越代沟的支配性的感情力量。

　　朱金楼先生是我院艺理兼备的学者型的教授，也是我学生时期就认识的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先生。那时我方才大二，学院用当年全院经费的十分之一买了一批国外原版图书，最让初见世界艺坛面貌的学子们心仪。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向朱先生表达了对鲍纳绘画的喜爱。时任图书馆馆长的朱先生就把鲍纳画册借到他的家中，让我到他那里阅读，并要我试着翻译，如果当时我的英语稍微更好一些，或者说我能更珍视这种难得机会，也许中国第一篇关于鲍纳的译文应该从这里出来。1986年，《从素描走向设计》书稿完成，朱先生主动提出为书写序，并在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将我们参考的书目重读一遍，然后为这本六万多字的书写了近五万字的序言。1987年，我为当时浙江油画展写了一份前言，试着用跳宕的散文笔调，抒写浙江油画的历史。这篇短文受到朱先生严厉的批评。我反反复复地感受到这次批评的意义：那种牙牙学语的遣词造句、附庸风雅的文章对写作者所构成腐害的警策。

　　这老先生与更老的先生之间的情怀，已经铸成了我们自己的关于学术家族谱系的精神印记，由此我们成了某一类人，某一类谈论自己艺术观点时如孩子般纯赤的人；某一类见到先师习惯侧身而立、却又极少恭维阿谀的人；某一类可能会在沉默和激烈中疾迅摆动、却总在眼角写出真情的人。我们被如此塑造着。世事总在迁变，不同的人又性格不同，但这种历史感却总以纯一的精神表情，引领着我们在艺术攀援的同时，领受某种家族般的神态，并在心灵深处潜化而为一种特殊的认同。这种历史感中包含了对湖山风月的独特依偎；包涵对人生四季只见闭情的、淡定而冷峻的雅质；包涵以学术为天下公器的陶然忘境；包涵舍去湖山诸般好处、唯求日暮晨曦原汁原味的存在的执拗；包涵“犹之惠风、荏苒在衣”的从容和洒脱。

　　这种历史感，淡，却宕定；柔，却弥远；幽微，却简古；如诗如缕，却生生不息。《诗品》“冲淡”一格中说：“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那曾经于修竹之下的亲历亲察，在心中呈神舆之契，发载归之愿，此即是记忆的返乡。如若我们襟抱这种历史情怀，我们就在家园中，日日在家园精神的丰实的归途上。许江 丁亥除夕于南山三窗阁

五谷杂粮与学院精神 　　古代中国，称五谷者，麦、菽、稷、麻、黍。其中麦类草本植物，中外俱熟，菽指豆类植物，麻指麻类植物，黍指黄类、小米类植物。稷即粟，泛指玉米与谷子，其意最重，被尊为五谷之长，帝王奉祀为谷神，又将政权江山直称社稷。五谷中，并未包括今日袁隆平的籼稻。与稻香米甜相比较，中原北地的五谷大部分属粗杂之粮。但面对今日城市诸病，五谷杂粮即成最养人，也最科学的自然食谱。综合艺术系诸君以此为题，策划展览，其意在于指明今日艺术学院教育的体制里，跨媒体的综合艺术所代表的实验形态的边缘化的定位，同时又暗示着这种边缘化在不断延异着的社会需求中所存持的某种根源性的联系，及其趋向中心的力量。 　　学院的艺术教育与前卫形态的实验艺术曾经构成中国上世纪80和90年代彼此激荡、互为砥砺的艺坛奇观，其“家园”与“江湖”的关系。“家园”与“江湖”的冷战坚持多年，时而形成体制———反体制的角斗关系，时而叠合成纯然的人文力量来对抗市场的侵袭和时尚的潮流。随着中国艺坛持续深入全球文化的语境之中，随着中国学院体制面对媒体时尚和技术文化变迁所做出的重要调整，也随着海归艺术家与前卫艺术家的回返学院，学院内外开始沟通，当代实验艺术孤身江湖的身影被改变，开始与学院更新之中的体制共同孕生着一种新的“实验型”的关系。中国美院的综合艺术系和新媒体艺术系正是这种新型关系发展的学术平台。“家园”和“江湖”在这里叠合而为某种诗化的实验场所。 　　在梳理我院1978年至今30年的历史变迁中，我始终思考着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我院为什么并没有出现成规模的“伤痕”美术，现实主义的叙事情结在“越鸟巢南枝”的中国南方，为什么总是遭遇某种习惯性的叛逆和超越，而呈现出一种与国际当代艺术语境直接对话的风潮，呈现出一种更为自由、也更为思辨的批判性的实验倾向。在“八五新潮”运动中，在中国新媒体艺术最初的萌芽中，我院为什么总是扮演着军火库和演练场的角色，发挥着在中国早期实验艺术渴望风生水起的表演中那祭坛式的作用。在近几年中国的新艺术教学展览中，我院的实验教学又表现出与其他院校迥然不同的倾向。我院的实验教学在更为国际化的思考背景下，涉入更为广泛的跨媒体实验领域，并对今日社会提出更具启蒙意义的批判性的诘问。是什么使得这个学院一再策划着必定要自食其果的拓荒者的使命？是什么使得这个学院始终滥觞着一种思想启蒙的激情，而与当代艺术实验有着情味相投的精神气质以及血脉相连的关系？我们是否可以在林风眠先生所倡导的引进现代主义精神入中国、从而能够本土发展出新的东方艺术之路中；是否可以在建院之初的理论热潮经由几代人传承发展起来的、具有理论启蒙意义的艺术人文智性模式及其持续的革命性力量之中；是否可以在西子湖畔的湖山望境中熏养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通境与迁变相交叠的人文情怀中，找到我们称之为国美文化品格的某类端倪呢？ 　　“五谷杂粮”，带着综合媒体艺术在一个绘画与雕塑艺术的学院中自我放逐的任性情态，在它的祥瑞祈福式的愿景中包裹着一把利刃：当代艺术需要“杂粮”，需要汇通型的综合语言的养育。纯粹传统画种的单一“精粮”已然带出众多弊端。真正回归本土形态的博采是当代艺术更生的营养链，要建立起一个本质开放和自由的学院机制，带领着真实的生命去面对思想启蒙的滥觞，去面对新生活的催启，从本土性和国际性双向资源的研究中，开启让艺术行为批判地进行着的生命理性，唤起生机勃发的创生力量。 　　也许，在未来的学院教育中，“五谷杂粮”将成为一类专有词语，指向貌似边缘化的实验形态，指向人与世界同在的朴素原发的本土倾向，指向在存疑与批判中不断更生的那种学院精神。 2008年2月15日于西湖南山三窗阁     ◇相关链接     中国美院的前世今生     1928年国立艺术院     1929年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1938年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     1958年浙江美术学院     1993年中国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