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1的教育框架中，具体内容部分被故意省略了。当将此框架应用于景观规划设计课程设置时，具体内容部分应该包括表2中所列的各个方面。

表2 景观规划课程设置

　　对于这次研讨会关于向设计师（根据Simon的定义）教授生态学知识的主题，图表中关于过程模型的横向内容可能是最适合的。我认为，所有刚入学的学生应该掌握生态原理，并且作为最基本的准则。这些生态学原理的教育可以融入现场考察、案例分析、课堂授课和阅读Carroll（1972），Hendler（1977），Dramstad，Olson和Forman（1996）等人的文章。所有这些教育可以用于初级设计课中。

　　对于已经有从业经验的学生以及硕士研究生，他们的要求会更加高一点。在这个阶段，更加具体的课程将是非常合适的，例如水文、湿地、土壤、野生动物管理和人类生态学等。这些内容也可以应用于设计课中，尤其是在大尺度比较复杂的跨学科项目中。在对这个阶段的学生提高要求，提供更多深层理解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对他们的设计课提出更高要求。我们试图帮助他们思考的模型，同时也应该成为比较和评价他们设计成果的根据。对于目前占主导的非正式评委会评价方式而言，这个评价过程并不常见，也不容易。但我在我所指导的每次设计课中都曾使用。

　　对于博士水平的学生来说，要求则更高。在这个层次，通过经验模型来进行验证虽然是常用方法，但还不够。博士研究生应该能对生态学知识领域和应用领域做新的贡献。比较好的例子包括Sharon Collinge，Kongjian Yu和Kristina Hill的论文。

　　Sharon Collinge（1995年景观设计学Ph.D.[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共设两类博士学位：Philosophiae Doctor （简称Ph.D.）和Doctor of Design （简称DDes）。前者侧重理论或历史方面的研究，后者侧重实践方面的研究。——译者注]）的论文题目为《景观中斑块与走廊的空间分布：生物多样性的结论与景观设计的应用（Spatial Arrangement of Patches and Corridors in the Landscape: Consequences for Biological Diversity and Implications for Landscape Architecture）》。作者在科罗拉多州Boulder地区的某原生草原上做了一系列关于昆虫的实验，以证实斑块的空间特征、土地类型的转化对物种减少、重新集聚以及个体迁徙等方面的影响。这些实地考察实验不仅为研究昆虫对小尺度栖息地空间结构变化的反应提供了重要信息，而且可以作为一个系统模型，以增加我们对大范围景观空间格局生态改造的理解。（Collinge，1995）

　　俞孔坚（1995年设计学博士）在题为《景观规划中的安全格局：以中国南部丹霞山为例（Security Patterns in Landscape Planning: With a Case in South China）》的博士论文中，研究了是否存在着某种景观格局，可以最有效地控制景观过程，而且可以提供最大可能的变化。在这篇论文中，俞孔坚提出了安全格局的概念，即某些对影响景观过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的位置或部分。在此基础上，俞孔坚对生态的、视觉的和农业的安全格局做了研究。例如在生态安全格局中，用基于最小累计阻力的表面可达性来表征动态的生态过程。在这个可达性表面上，确定了四种结构要素：缓冲区，源间连接，放射路径和战略点。经过定性定量分析的这四个要素，与确定的源一起就可以构成不同层次的生态安全格局。安全格局可以用来在同样安全水平条件下，创建不同的改变方案。安全格局还可以限制变化模型，是空间博弈的基础。（Yu，1995）

　　Kristina Hill（1997年景观设计Ph.D.）的论文题目是《类型间模糊的表述方式：适应性分析中模糊数学、概率论、布尔逻辑和特定指数分类等方法的比较（The Representation of Categorical Ambiguity: A comparison of fussy, probabilistic, Boolean, and index approaches in suitability analysis）》。文中，作者在进行栖息地适应性分析中，采用四种方法表述类型：1）特定指数分类，采用一元函数定义不同类型中某特定渐变要素；2）布尔逻辑分类，采用二元函数定义离散关系的类别；3）概率论分类，也采用离散分类，但在指定事件和量化这些分类过程中允许随机不确定性的存在；4）模糊分类，定义渐变的要素进行分类，但其中不同分类在同一变化范围内存在重叠。论文讨论了这四种方法理论上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并用来表述黑顶山雀（Parus atricapillus）空间分布的不确定性作为试验。如果某个土地管理人员必须仅仅根据植被数据来预测某种动物丰富程度的，对马塞诸塞州森林景观来说，最有效的方法是采用三种相互重叠的模糊分类法覆盖所有现有的植被类型。总的说来，模型的构建和使用主要侧重于分类的模糊性，这样可以促使模型的使用更加严谨，从而可以更有效地就保护与发展的问题与管理人员、规划师和生态学家进行对话。这样的方式将会比采用单个多因子函数模型更加有效。（Hill，1997）

　　然而，向设计师教授生态学原则主要还是针对入门级学生和专业级学生。我在哈佛负责协调和开设硕士研究生第四学期核心课程中的一部分。在这个学期之前，所有学生都已经上过Richards Forman的景观生态学课。大部分学生已经在哈佛或者本科阶段接受过相关领域的教育。可是他们先前的设计课一般不重视生态方面的考虑，而主要是在项目的尺度上进行“艺术化”的设计表现。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设计往往使得场地的生态环境更加糟糕。学生们在设计过程中很少考虑将生态和艺术表达结合起来的可能性。

　　在第四个学期，我教授一门“景观规划的理论和方法”的课程。该课程是根据先前所述的研究框架组织的，主要由一般讲课和案例研究报告构成。讲课的时间是精心安排的，这样我讲述理论和方法的时候与学生在设计课应用它们的时候保持一致。设计课分成了九个阶段，从区域大环境出发到项目的尺度，再回溯到区域。设计课中的这九个子问题按时间，一般正好围绕研究框架中的某个问题。尽管答案的顺序不断在改变，但最终总能找到足够答案基本完成一个多尺度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