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24年（民国十三年）  4月17日，出生在四川宜宾县城林家巷一座民宅。

　　公元1926年（民国十五年）  随父母举家搬迁到距离宜宾西北一百余公里处的柳家镇余家坳。

　　公元1927年（民国十六年）  进入乡村私塾学堂接受传统教育启蒙。

　　公元1929年（民国十八年）  进入乡村新式学堂接受新旧课程兼备的小学教育。

　　公元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  考入设在宜宾县城滇南会馆内著名的立达中学。

　　公元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  考入母校（当时已更名为外江中学，并搬迁到宜宾城内的柏树溪）高中部学习。

　　公元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  11月，成为报考中国营造学社众多求职者中唯一被录取的练习生，从此开始了迄今为止长达近七十年的文物古建筑维修、保护和研究事业。

　　公元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  与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生卢绳合作测绘位于李庄的明代建筑旋螺殿，这是其第一次对中国古建筑进行实地测绘，随后由其制图、卢绳撰文的学术成果《旋螺殿》一文刊登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上。

　　公元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  夏，跟随梁思成先生自南溪县李庄前往国民政府战时陪都重庆，担任由梁思成先生主编的《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的地图标注工作。

　　公元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  8月，在李庄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欢庆游行。

　　公元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  夏，与刘致平、莫宗江押运中国营造学社资料和仪器乘船离开李庄前往北京。

　　公元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  春，历时半年之久终于随中国营造学社复员回到北京，被正式纳入国立清华大学营建系办公室，担任系主任梁思成先生的助理；同年，与清华大学医务室杨静华女士结识，后来成为相伴至今的知音伴侣。

　　公元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  秋，接受恩师林徽因的指点独自前往八达岭和古北口勘查长城，从此与长城结下了一生之缘。

　　公元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  1月，担任由梁思成先生主编的《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一书的刻写钢板和油印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过程中有效保护文物古建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6月，与清华大学营建系师生一同参加了国旗和国徽图案征选活动，其设计的国旗图案荣获第二名。

　　公元1950年  底，调任国家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业务秘书一职，专门从事文物古建筑维修、保护和研究的组织工作至今。

　　公元1951年  在北京进行寺庙调查，这是其调到文物局后从事的第一次古建筑调查。

　　公元1952年  受命主持居庸关·八达岭和山海关维修工程，这是其数十年维修长城事业的开始，也是新中国开展古建筑维修事业的第一项重大工程；同年，与相识相恋近六年的杨静华女士喜结良缘。

　　公元1953年  8月和10月，分别在“关于首都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和“关于首都古文物建筑处理问题座谈会”上发言，对恩师梁思成先生保护北京城的主张表示支持。

　　公元1954年  协助恩师梁思成先生和局长郑振铎等专家学者积极呼吁俕护即将拆毁的北海团城，使北京城这一极端重要的园林式古建筑得以保存下来。

　　公元1956年  6月，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陪同局长郑振铎和恩师梁思成先生勘察明十三陵长陵祾棱恩殿遭雷击情况，促使政务院发布在全国文物古建筑上安装避雷针的重要通知；同年，编撰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关于长城的专著--《万里长城·居庸关·八达岭》。

　　公元1957年  9月至11月，与武伯纶同志前往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访问考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派出的第一支文物专家出国访问考察团；第二年，与武伯纶同志合作的考察文章《论捷克斯洛伐克的文物保护工作》，发表在《文物》第七期上。

　　公元1959年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地面文物遗存保护工作的经验性文章《关于发挥文物保护单位作用的几点意见》，发表在《文物》第十一期上。

　　公元1960年  深入考证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的宋龙舟图后，撰写的题为《一幅宋代宫苑建筑写实画--金明池争标图》一文，发表在《文物》第七期上。

　　公元1961年  对山东历城孝里铺孝堂山的东汉石祠进行勘查，随后撰写的《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一文，分两次发表在《文物》第四和第五期上。

　　公元1962年  参与中华书局组织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写工作，由其编撰的《长城史话》一书随后出版。

　　公元1963年  6月，在西安参加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经验交流会，会后与陕西省博物馆馆长吴伯纶及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前往甘肃敦煌讲学，并对著名“丝绸之路”上的长城关隘和遗迹进行了学术考察，随后撰写的《临洮长城、敦煌玉门关、酒泉嘉峪关勘查简记》一文，发表在第二年《文物》第六期上。

　　公元1964年  7月，对恩师梁思成先生当年发现中国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唐佛光寺进行了详细勘察，随后撰写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大殿发现唐、五代的题记和唐代壁画》一文，发表在第二年《文物》第四期上。

　　公元1966年  5月，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其为了保护北京建国门古观象台和甘肃永靖县炳林寺石窟，与同事共同直接上书周恩来总理使这两处文物古迹得以保存，也因此被戴上了“黑线人物”、“双枪老太婆的儿子”和“土匪”这三顶高帽。

　　公元1969年-公元1972年  被流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随后又被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高帽，遭受隔离审查和残酷批斗，直至两年后才由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举荐而得以返回北京。

　　公元1972年  初，获准回京探亲时冒险前往北京医院看望已经处于弥留之际的恩师梁思成先生，随即返回湖北咸宁后不久便正式调回北京，接着陪同局长王冶秋同志前往湖南长沙参加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工作。

　　公元1973年  为接待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中国期间到云冈石窟参观，曾先后三次陪同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前往山西大同、五台山和应县等地安排相关事宜；8月，为了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周年，随同中国出土文物展览代表团访问日本；这两件事都是新中国开展文物外交工作中的重要事宜。

　　公元1974年  协助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发掘和林格尔汉墓后，将撰写的《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所见的一些古建筑》一文，发表在《文物》第一期上。

　　公元1975年  随同中国出土文物展览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

　　公元1976年  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后，参加“京津唐地震小组”勘察这一地区文物古建筑受损情况，随后撰写的《谈独乐寺观音阁建筑的抗震性能问题》一文，发表在《文物》第十期上。

　　公元1977年  作为由国家文物局组成地震后山海关箭楼修复评审组的领导者，前往山海关对箭楼加固修复工程进行评审验收；8月，大胆冲破极“左”思潮禁锢在《文物》第八期上发表《万里长城》一文，率先提出了“长城学”这一新的学术课题。

　　公元1978年  作为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副处长，陪同全国政协委员萨空了、王首道及相关专家学者前往河北承德与河南洛阳等地考察文物保护情况。

　　公元1979年  7月，参加国家文物局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召开的长城保护研究座谈会，与会代表一致响应其提出建立全国性长城研究机构的倡议。

　　公元1980年  在《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一、二期上，发表《为什么要保护古建筑》和《哪些古建筑需要保护》两篇文章；第二年，又撰写《如何保护古建筑》一文，发表在《文物通讯》第二期上，这几篇论文澄清了一些人对古建筑保护工作存在模糊乃至错误的认识问题；同年，兼任国家文物局文物档案资料室主任一职。

　　公元1981年  前往甘肃酒泉指导嘉峪关长城修复工程。

　　公元1982年  2月8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全国政协委员单士元、侯仁之和郑孝燮等提交国务院的创建历史文化名城建议书，随后责成其与郑孝燮等共同经办此事，并由其草拟了建立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文件稿；接着，其撰写的《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建设的重大措施》一文，发表在《文物》第五期上；同年，经其及有关专家评审、国务院审批的第一批二十四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名单揭晓，从此中国文物保护事业迈上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新阶段。

　　公元1983年  3月，作为文博系统著名专家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文化组副组长，从此与连任该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单士元、郑孝燮在文物保护战线上并肩作战，被业内外誉为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三驾马车”；5月，代表中国政府文化机构首次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文物保护学术讨论会”；同年，前往美国进行文物保护工作的参观访问。

　　公元1984年  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接受日本建筑技术交流会邀请，前往东京进行有关中国古建筑的学术演讲；9月，由其参加筹建的中国第一个长城学研究会--山海关研究会正式成立，并出任该研究会副会长一职；随后，积极响应由邓小平同志提出“爱国中华，修我长城”的倡议，从而拉开了万里长城多个地段大规模维修的序幕。

　　公元1985年  与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三位全国政协委员共同提交中国应该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议案，促使中国于同年加入了该委员会，成为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

　　公元1986年  与单士元、郑孝燮等全国政协委员考察北京西便门残存的明代城墙，提出应该尽快加以保护的合理化建议；同年，还在《文物天地》第三期上发表了《我与长城》一文，以及在《燕都》第八期上发表了《北京的牌楼》一文，。

　　公元1987年  6月，中国长城学会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成立，其出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一职；同年，经其及有关专家向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申报，长城、明清故宫、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秦始皇陵及兵马俑、敦煌莫高窟、泰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批世界级文化自然遗产。

　　公元1988年  3月，连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撰写了系统阐述文物古建筑摄影的论文《古代建筑摄影》，发表在《华夏考古》第二期上。

　　公元1989年  11月，前往保加利亚参加“历史城镇、历史地区和文物古迹保护维修国际学术讨论会”，并对该地区进行了学术考察；随后，撰写的《保加利亚访古随笔》一文，发表在第二年2月22日《中国文物报》上。

　　公元1990年  出任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一职；撰写的《古建筑的维修原则及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问题》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论文，发表在《古建园林技术》第二十九期上。

　　公元1991年  随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考察组前往云南建水，就该城申请列入第三批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进行考查评估；同年，在《城市规划汇刊》第五期上发表了《关于城市计划与道路交通》一文。

　　公元1992年  与郑孝燮等全国政协委员共同考察了四川和湖北两省长江流域内的重要文物古迹，为即将兴建的长江三峡工程中关于文物保护情况提出了科学方案，随后撰写的《三峡库区古建筑的价值及其保护抢救之意见》一文，发表在《文物工作》公元1994年第一期上；6月，应韩国汉阳大学邀请，前往该国参加“黄海沿岸地区环境与文化国际学术研究会”；同年，还前往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埃及进行参观访问。

　　公元1993年  3月，连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在八届一次会议上联合其他委员共同提出了《抢救保护圆明园遗址并加以整修开放》的议案。

　　公元1994年  与单士元、郑孝燮两人应邀前往台湾参加“1994年海峡两岸传统建筑技术观摩研究会”，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三驾马车”齐聚宝岛，成为一时之盛。

　　公元1995年  应马来西亚中华公会的邀请，前往马来西亚指导新山柔佛古庙修复工程，并随机访问了新加坡。

　　公元1996年  夏，为参加在墨西哥召开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会议及有关考察活动，前往墨西哥和美国等地访问；8月，《罗哲文长城文集》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公元1998年  3月，《罗哲文古建筑文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公元1999年  1月，《罗哲文建筑文集》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公元2000年  秋，参加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家林业局和中央电视台共同组织的“长城绿色工程万里行”活动，为保护长城尽心尽力；同年，应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邀请，前往台湾作万里长城的专题学术报告。

　　公元2001年  3月，参加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亚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发表了《关于建立有东方建筑特色的文物建筑保护维修理论与实践科学体系的意见》的论文。

　　公元2003年  1月，《罗哲文历史文化名城与古建筑保护文集》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由北京古建筑学界同仁发起的“庆贺罗哲文先生从事文物工作六十二周年暨《罗哲文历史文化名城与古建筑保护文集》首发式”，在国家博物馆隆重举行，并向其敬赠了“国宝栋梁”牌匾；4月，来自全国各地的古建筑学界同仁及弟子在天津召开了“罗哲文先生从事古建工作六十二周年、文物工作五十二周年联谊会”；5月，四川省文物博物馆界为其庆贺八十寿辰，畅谈其爱国爱乡情怀；6月，其带领一支由著名学者、作家、画家、记者和奥运会冠军等人组成的文化考察队，西出玉门关后沿着著名古丝绸之路，开始进行历时一个多月探访楼兰古国遗址等的行程，并成为年龄最长的穿越有“死亡之海”之称罗布泊沙漠的第一人。

　　公元2004年  应邀访问并考察了美国华盛顿和纽约等地的文物古迹及博物馆，并会见美籍华裔世界著名建筑师贝聿铭先生。

　　公元2005年  2月，为弘扬中国古代建筑的优良传统与工艺技术，使中国古代建筑事业传承有序和后继有人，在北京举行了别开生面的“古建营造师承会”，正式收授有“三把斧头”之称的高级工程师李瑞森、马炳坚、潘德华及原河北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孟繁兴四人为入门弟子。

　　公元2006年  3月，参加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纪念活动，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四川李庄为起点，加入到“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行列；5月，为促成著名的京杭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不顾耄耋之年踏上了万里运河的实地考察之中。

　　公元2009年  4月，为庆贺其八十五岁华诞，中国古建筑学界举办了“罗哲文先生从业六十八周年学术研讨会暨《罗哲文传》首发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