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中国古建筑主要是木石结构，我称之为木石的史书，综合的艺术，历史的见证。

　　历史，一个是文字的历史，还一个是实物的历史。中国历代的各种建筑，宫殿、园林、寺庙、民居等，都是实物的历史，历史凝聚在了这些实物身上，它们也验证了历史。

——罗哲文

　　86岁的罗哲文先生，今天仍在古建筑文物保护的领域里奔波、忙碌着，经常是提起箱子就走，下了飞机又上火车，一个月数次出差在外，不在家是常事。问及罗老如此辛苦，身体是否吃得消，他笑笑说，从前我们经常一起去跑的“三驾马车”（历史学家单士元，99岁，建筑学家郑孝燮，94岁，古建筑保护专家罗哲文，86岁）中我还是年轻的呢！现在单老已不在了，我们这“两驾马车”还在跑。

　　是的，与古建筑研究保护一生结缘的罗哲文，不遗余力地在这条他倾注深情的道路上奉献、奔跑。

　　“学古建筑，这是缘分，也是偶然和必然”

　　1940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不少国立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都迁往后方西南地区，在那里坚持办学和研究工作。创建于1929年的古建筑研究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也从北平迁到了四川宜宾的李庄驻扎，这里聚集了一批古建筑研究领域的精英学者，如梁思成、刘敦祯、刘致平、莫棕江等。

　　那一年，高中毕业才16岁的罗哲文，在报纸上看到营造学社招收学员的告示，当时他并不了解营造学社是做什么的，可见考题中有写字、绘画等内容，感到很有兴趣，便一心去投考了，并且成为众多考生中唯一被录取的。就这样，罗哲文踏进了一生结缘的古建筑学之门。

　　罗哲文说“这是缘分，也是偶然和必然。如当年营造学社不是迁到四川宜宾，我的家乡，而是迁到了别处，也许我这一辈子就会与建筑学失之交臂，这是偶然；而我从小喜欢工艺和绘画，在同时考取几所高校时，我自主选择了有兴趣，又有工资的营造学社，这又是必然。”

　　到了营造学社，罗哲文先是为刘敦祯先生抄写整理《西南古建筑勘察》的文章，并绘制一些插图。半年后，梁思成先生见他在绘图方面有培养前途，便把他收作弟子，帮助自己绘图和整理资料。

　　那时，罗哲文经常跟着老师们去各处测量古建筑，拿皮尺，跑距离，回来再帮老师绘图，整理测量数据和资料等。这段时间，他不仅掌握了建筑学研究的基本技术要求，还学习了古建筑实地测量后，如何进行文字记录和图形描述。

　　罗哲文说：“我至今难忘的是，梁思成先生对我这个学艺青年的耐心细致和传艺精神，他从绘图板、三角尺的使用，到削铅笔、擦橡皮等小技都手把手地教，并多次和我谈线条的艺术性问题……”

　　特别是有一次，罗哲文生病发高烧，其时营造学社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搬到了更偏僻的乡村，根本找不到医生，梁思成先生就特地跑到镇上，请来同济大学医院有名的王大夫为他诊病，并亲自给罗哲文喂水喂药。像梁思成这样名气很响的建筑专家，能如此细微地关照自己的徒弟，使年轻的罗哲文深受感动。

　　1944年夏季的一天，梁思成带罗哲文一起去了重庆，这是青年罗哲文第一次重庆之行。那次，他们在重庆工作了一个多月，罗哲文只记得按老师的要求，把事先用铅笔标出符号的草图绘成正规地图。那些铅笔标出的符号，即是日本占领区的古城、古镇、古建筑、古文物所在位置，记得其中还绘制了一张日本京都、奈良的地图，上面的古迹也都做了标记。后来罗哲文才知道，这些地图，是美军接受了梁先生提出的在战争中保护文物古迹的建议后才绘制的。由于有了这些地图，二战后期美军飞机轰炸时，避让和保护了中国的一些文物古迹，日本京都、奈良二城的宫殿、古寺、古塔等也才免于被炸，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日本人后来得知了免炸的秘密，纷纷感激地称赞梁思成为“古都的恩人”。

　　在梁思成看来，“文物古迹应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来加以保护，完全可以超越政治因素”。从老师的思想和身体力行中，罗哲文受益匪浅。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采纳了梁思成先生的建议，于1946年初创办建筑系（当时叫营造系），并聘请梁思成先生为系主任。从此，罗哲文便跟随梁先生来到了清华大学，一面在系办公室担任助理，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一面还在清华建筑系边听课，边继续从事古建筑的调查和研究工作。

　　罗哲文说，“在清华的4年，我补学了工程学、力学、现代测绘学等不少专业基础知识课程。这样，加上营造学社的6年时间，10年寒窗，我总算在古建筑研究和保护方面打下基础。”1949年，罗哲文还与建筑系师生一道，参与了即将诞生的人民共和国国徽的方案设计评选，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了一份力量。

　　1950年，26岁的罗哲文被作为专家调往文化部文物局（后改为国家文物局）担任郑振铎局长的业务秘书。此后，他一直没离开过国家文物局，和他所热爱的古建筑古文物打了一辈子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