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临终前的重托我一直记在心上，永远不敢忘掉”

　　罗哲文记得，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城的一些古建筑，就面临着拆迁与保护的难题，就连中南海内的古楼阁也包括在内。有一年，中南海清音阁那一片地方要盖新楼，那古老建筑怎么办？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特别要求请国家文物局的同志来做鉴定，于是罗哲文代表文物局去了。勘察后罗哲文认为，清音阁的建筑造型和彩绘都表明它是一处非常有价值的古代文物建筑，若一定要拆的话，最好将它的原物分类编号，再异地恢复。文物局工作队的专门人员在清音阁进行了大量测绘、物件编号等细致工作，然后将它搬迁到了陶然亭，在那儿原样恢复。至今，这个原置于中南海内的古老建筑清音阁，仍安然坐落在美丽的陶然亭公园，成为建国后最早异地搬迁，仍完好保存的文物建筑。

　　1954年，随着首都大规模经济建设热潮的到来，北京古城的传统建筑再一次面临巨大冲击和毁坏。围绕北海团城的保护和拆毁，就惊动了国家总理周恩来。

　　北海团城位于古城的中心、曾被老舍先生等赞美为古老北京古建筑文物最为集中的一条线上，而且团城还是北京作为辽、金、元、明、清历代都城的重要见证。团城内还有元代大玉瓮、精美玉佛、古树等价值连城的文物。

　　然而在当时情势下，一些领导者认为要改善城内的东西交通，要把马路修得笔直无拦，就要以拆毁团城为代价，使这一文物建筑瑰宝危在旦夕。

　　面临团城的存废，许多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国家文物局会同梁思成、范文澜、翦伯赞等学者专家，多次向上呼吁要保护团城。

　　1954年初的一天，郑振铎局长特意把罗哲文叫去，让他赶快去北海团城，整理一份包括测绘图纸、文献资料、文物照片在内的完整资料，尽快在《文物保护参考》杂志上发表。

　　罗哲文很清楚局长的意图，一是继续呼吁保护团城，二是万一团城保不住了，也好留下一套完备的资料。为此，罗哲文几次找到时任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先生商议办法。梁思成也心急如焚，特意请来苏联权威专家参观团城，出面说情，但仍未奏效。

　　眼见得保护团城的呼吁没人理睬，梁思成不得不下决心去见周总理，当面肯陈保护团城的意见。周总理听取了梁思成的意见后，又亲自去北海团城实地勘察，微服私访，之后迅速召开专门会议亲自定夺，这才使北海团城保留下来。按照周恩来的思路，将中南海的西北围墙向南移数十米，加宽金鳌玉桥，马路向南移绕，避让团城。这样既保护了古老团城，又解决了交通问题。正由于这一明智决策，团城才能至今巍然伫立，成为古老北京弥足珍贵的历史见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一些历史悠久的文物建筑再度面临空前劫难。原耸立于建国门西南角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遗址古观象台，被建设部门告之，由于修建地下铁道，要将其拆毁或搬迁。

　　北京古观象台是世界最古老的观象台之一，以使用年代最久，完整保存大量造型精美的古代天文仪器而著称。观象台还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古代天文、气象观测记录、数据资料等，其中包括从1724至1902年，近180年间每天的气象记录，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气象观测记录。

　　而当时正值“文革”热潮，国家文物局、北京市委等主管部门早已不能正常履行管理职能，专业人员也都被批为“臭老九”，靠边站，当罗哲文和国家文物局的几位专业干部听说观象台即将被拆毁的消息，颇感问题严重，因为这一历史、科学价值重大的文物建筑一旦拆毁，文物遗迹将永不复存，而搬迁挪动，也将造成从古至今在现址观测的宝贵天文数据资料的重大损失。

　　于是他们自发行动起来，自带相机、测绘仪器，去古观象台进行实地勘察、测绘、摄影和查考历史文献等，后又与北京天文馆的业务人员共同起草了《关于保护古观象台的报告》，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千方百计转送给了周总理。

　　周恩来在日理万机中关注到了罗哲文等人的群众来信，并在极端混乱的条件下，亲自找地铁施工单位和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最后决定在地铁施工中实施保护北京古观象台的方案：即古观象台原地保存，地铁基础绕开古观象台遗址，并专门追加经费，用于古观象台的基础加固。今天仍高耸于建国门立交桥一侧的古观象台，就是这样保护下来的。

　　问及罗哲文为何一直在竭力保护文物建筑，甚至不计个人得失时，罗哲文说，他清晰地记得，“文革”中刚从“五七干校”返京，最后一次去见恩师梁思成先生的情景。“当时梁先生卧病在床，我来到医院，梁先生见了我很高兴，他叮嘱我，现在是保护文物的重要时期，许多文物都被破坏了。他说自己可能无能为力了，希望我一定要做好文物保护的事情。”

　　罗哲文说，“老师临终前的重托我一直记在心上，永远不敢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