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红墙

新中国成立后，关于中南海开放的话题，一度曾是禁区。著名女明星王莹的丈夫谢和赓，曾任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的机要秘书，后来一直替中共担任统战和情报工作。“鸣放”期间，他贴了一张反对官僚主义的大字报，提出不应占用古迹、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等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劳改。“文革”时期又以“美国特务”的罪名被投入监狱。

中南海越神秘，普通人就越向往。曾在山西省社科院工作的历史学者智效民回忆，上个世纪50年代，他的父亲曾经有机会到怀仁堂开会，好奇的他缠着父亲问东问西，连中南海里的摆设都问。上个世纪60年代，他有机会到北京，便直奔北海的白塔，远远地遥望着中南海，那几乎是个庄严的仪式。后来，普通人连北海公园也不能进了。1971年以后，与中南海一桥之隔的北海公园及附近的景山公园长期关闭，成为了江青等人的游乐场。

北京人依然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1956年出生的北京人甄铁忠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他上中学时，曾由学校组织参观过中南海。不过那时规模较小，也就一二百人的样子，转一圈就赶快出来了。住在中南海西侧胡同、64岁的刘福有介绍，他妻子当时在银行工作，曾经和中南海的工作人员有业务往来，有时会有内部票。刘福有回忆，正式开放前他就曾经进过中南海，还在里面看过内部电影《虎·虎·虎》。

中南海也曾有过特殊的“开放”经历。1966年6月，红卫兵一出现，便迅速壮大起来。各地涌入北京的红卫兵不计其数。他们大多是自发地来北京串联，吃住成了大问题。当时中央、国务院各机关部委以及北京的工厂、接待都被动员起来搞接待，中南海也成立了接待站。经周恩来同意，请红卫兵住进了中南海北区的紫光阁、小礼堂、武承殿等处。

不过，大部分时候，中南海仍然是普通人望尘莫及之地。历史学者丁东告诉记者，他曾经在北师大附中上学，同年级里有不少高干的孩子，放学后，大家一起骑着自行车回家，那些家住中南海的同学，走到红墙处，便分道扬镳了，眼看着他们拐进了深不可测的中南海。

中南海的春天

关于中南海开放的原因，众说纷纭。从记者目前能够查找到的公开资料来看，尚未有来自官方的正式说法。一个民间说法是因为当时中南海要开放搞“创收”，但是这个说法被大多数采访对象否认。“北京人当时几乎都去过。不要钱，跟现在参观毛主席纪念堂差不多。”北京出租车司机齐建侠告诉记者。1982年，他当兵复员回到北京后，去了两回中南海，其中一次是为了陪战友。

中南海景点的开放只是一小步。1981年春天起，包括怀仁堂、人民大会堂在内的重要国务场所开始对外开放。起初很低调，但是自1981年4月开始，有关开放的报道便形成了一个小高潮。那年4月11日，在中央办公厅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中南海怀仁堂免费为少年儿童开放5天，《北京日报》随后刊发了消息《党中央带了个好头——记怀仁堂开放的第一天》。而在同一份报纸的同一版面上，紧挨着的便是一篇题为《人民大会堂餐厅对旅游宾客开放》的文章，文中说：“70多位华侨和港澳同胞兴致勃勃地来到人民大会堂餐厅吃烤鸭。他们边吃边向陪同人员说：‘来到北京能在人民大会堂吃一餐饭，真是太高兴了。”’

中共中央带头，引起了各界的积极响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国务院小礼堂于1981年的“五一”节对外开放，中办警卫局礼堂在稍后的“六一”节开放。北京市府大楼机关礼堂很快也向少年儿童开放了。1981年5月4日，全国农业展览馆正式向首都青少年开放。同一天，北京市4千多名青年，手持中共中央办公厅发给的请柬，高高兴兴地来到了中南海。

“穿过庄严的红墙；穿过一个久久翘盼的期待。一腔喜悦，拥一个普通公民，走进金色的中南海。我向桔红的微笑的朝阳，轻轻说一声：我爱。”作者梁志宏写下了《走进中南海》。这些单纯而明亮的诗句，表达了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的中南海情结。北京知青丁东曾经就排在滚滚的参观人流中，鱼贯而入，直奔毛主席故居。他的体会是，不仅观看了风景和文物，也感受到了执政者的自信和开明。

开放的大氛围里，配套的服务项目也在完善中。根据当时改革开放的形势，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成立。在中南海内工作了40多年的杨宪金，就是通过参与这项工作完成了一个军人向文化人的转型。他出身山东肥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科长，后来又被任命为中南海画册编辑委员会主任，编辑整理了以中南海为主题的出版物。既为当时参观中南海的群众服务，也向社会公开发行。杨宪金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光是中南海的挂历，一年就能销售上百万册。1985年的中南海挂历，主题是毛主席故居藏画，该挂历的下方，还印着醒目的“中南海参观纪念”字样。其中有一幅齐白石等画的《和平幸福图》，93岁的齐白石怀着对领袖的崇敬之情，挥毫泼墨，题赠“和平幸福，万寿无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