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目前规划的方式，Koolhaas提出了一个广域然而有几分模糊的“城市景观”概念，它试图组合各个偶然性的和混乱的部分，是一种过程的最终结果而非某个特定平面的产物。城市景观是低价，快速、可变动的。虽然Koolhaas 还不能解释清楚谁来引发这种过程，而且自己也没有参与进去，他似乎认为城市景观提供了某种联系性的组织，好比说是肌肉和筋腱，以此来控制城市的建筑骨块。

　　相信Koolhaas吧，他激发听众重新思考他们过去做事情的基础原则。在会议的问答时间里，一些建筑师对于Koolhaas漠视他们文化背景的论调感到不安，另一些则在他的激进发言中找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并且努力寻找桥梁以填平在目前职业设计方法以及Koolhaas提出的新世界之间的沟壑。

　　Tunney Lee，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教授，一个在自身职业生涯中为东西方文化架过桥的建筑师（回到亚洲前他在美国学习和工作过），同意旧的规划方式不再适用于今天亚洲的城市了。“诸如标准和规范的规划要求已经过时了，”他说，“只有象价值这样的标准还依然适用。”

　　“我们是高密度的社会，”Lee说。他曾强调亚洲高产的水稻栽培比西方的小麦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而这种农业经济对亚洲城市性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亚洲人能适当地处理各种冲突，”Lee说，“比如建筑和花园，或者孔儒与老庄的思想。也许全球化与地方化也能和谐地共处。”虽然全球化给城市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千篇一律，Lee认为这只是些表面现象。上海也许有从休斯顿或亚特兰大扒来的摩天大楼，但是在楼里工作着的仍然是说着汉语，过着与德克萨斯人或乔治亚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我们的语言和食物也许会改变，但那是十分缓慢的。亚洲人的风俗习惯不会仅仅因为麦克唐纳汉堡包的到来就消失掉。“

　　在估量建筑对某特定地域影响时，实际使用者这个重要因素常常被忽略掉，而人们改变了建筑以至几年后完全是另一副样子。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我们塑造了建筑，它们反过来也改变了我们。“而且人们在承包商完成工程后还不断地改变建筑：做一些加建，换换饰面材料，打掉内部隔墙，重做室内装修等等。尽管也许建筑在刚建成时是雷同的，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用各自不同的方式使用着它们，大众化的东西很快就有了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