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文给人的感觉像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善忘”自己却铭记恩师，不赶时髦却勇于创新、以退为进却又以软克刚、很惜命却又善冒险……种种看似相悖的个性集于一身，却又像太极两仪般相融相生

一 “善忘”自己 铭记恩师

我有一位记者朋友采访过罗老，因准备匆忙，之前并不知晓罗老曾经参与设计国徽，而在采访中，老人也不主动提及。我去访罗老，碰到了类似的问题。幸好案头工作做得还可以，可以千方百计诱导他谈谈过去做过的事情。只是没谈两句，他就收口，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在老师梁思成的指点下或者在其他同伴的协助下一齐完成的，他自己做的不足挂齿。

但我们依旧应该扫描一下这位古建卫士的战绩：50年代起，他骑着毛驴上长城，用山羊驮砖，修复了山海关、居庸关、八达岭三个重点段；1954年，北京准备拆除北海团城，他多次找老师商量对策并多方奔走，梁思成面见周恩来总理，总理拍板最后保住了这一重要古迹；我国1991年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和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但是最初迈出的那一步，起于1985年罗哲文等4位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由罗哲文主持维修的古建筑不计其数，由他呼吁而最后“申遗”成功的遗产也接二连三……

这里头，最具传奇色彩的恐怕是保住了日本的京都和奈良。1944年夏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反攻阶段，盟军准备对中国大陆的敌战区进行轰炸，以便消灭日军的防御体系。为了保护好珍贵的地面文物，罗哲文跟随梁思成来到重庆，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把所有应保护文物的精确位置标住到中国地图上，交给盟军。梁先生还特别向盟军提出，应保护日本的京都和奈良，被予以采纳。由于此为军事机密，罗哲文不明白为什么要在日本地图上标柱文物地址，也没有多问，直到日本把梁思成称作“日本古都的恩人”并向罗哲文求证时，罗哲文才恍然大悟。

那么，罗老跟我谈什么呢？他谈京杭大运河的“申遗”，谈“运河三老”中的另外两老，谈他的学生和弟子，当然，谈得最多的，是他的老师梁思成。

罗哲文1940年考入中国营造学社。其时，梁思成是营造学社的主要成员，当梁先生发现罗哲文在绘图技术方面的资质后，专门调到自己身边培养。从削铅笔、擦橡皮到实地勘察、绘图仪器的使用等等无一不是手把手地传授。

“文化大革命”中，梁先生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为了避免受到牵连，很多以前与他联系密切的人都和他疏远了。1971年年底，周总理要开展“文物外交”，把罗哲文从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召回北京。罗哲文还没放下行囊，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医院，探望被迫害成疾的老师。看到久违的学生，梁先生高兴得几乎流泪。这次见面中，梁思成说：“文物、古建筑是全人类的财富，没有阶级性，没有国界，在变革中能把重点文物保护下来，功莫大焉。”同时嘱托罗哲文：“文物古建筑在保护修复方面,目前是非常重要的阶段。本来已经有很多被破坏了，再也不能听之任之了。我们要想方设法制止破坏，这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把这个重担交给你了……”

罗哲文由此立志，一定要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投入中国的古建筑事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文物。我问罗老：“您觉得自己可以告慰老师的在天之灵了吗？”“可以了。”他没有犹豫。

二 不赶时髦 勇于创新

第一次来到罗老家，谁都会吓一跳——成千上万册书籍把三室一厅堆得满满当当，书堆间留下的通道仅仅考虑了主人的容身量；同去的大个子小徐还需侧身而行。

但有意思的是，这些书籍看似杂乱无章，但几乎每一本，都夹着一些字条作为索引。根据索引，罗老查阅它们可谓易如反掌。谁都明白，在这些字条背后，是他惊人的阅读量。

总喜欢捧上一本书的罗老，对纸质文本有种着迷般的亲近感，以至于电子文本盛行的当今时代，他依旧习惯性地认为报纸和杂志是由排字房的师傅夹取一个个铅字模子印出来的。他常常写点文章，用极其漂亮的瘦金体誊在稿纸上。报社和杂志社需要电子文本，他倒是明白要上街找电脑房打印。打印出来，复印几份，就拿着回家了，却并不知道要拿个U盘把电子文本给拷贝进去。

不过，他居然知道如何用U盘来存放数码照片。因为职业之需，他相机不离身，近来赶了回时髦，用上了数码相机。一用，还真不错，方便，不用换胶卷，还可以一气儿拍上数百张。为了把照片送去冲印，难为他竟然学会通过U盘来倒腾。

对其他的电子产品，他则不太感兴趣。他一年有2/3的时间在外考察，助手为了能够随时与他联络，给他置了一部手机。按钮很大的那种，教他怎么使，很快就会了。他用的时候开机，打完立马关机，助手依旧找不到他。

去探访他的时候，他的夹克敞着怀，露出的马夹有点邋遢。他从不会在意吧？一如他只是关注古建筑维修的细节，自己家里却是方砖地面和粉刷的墙壁，没有刻意营造的丝毫痕迹。我注意到他凌乱的桌子上有几个特殊的茶杯，那是洗净了的酱菜瓶子。这让我想起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几年前去采访梁老的时候，递过来的名片是一张裁剪了小纸片，纸片另一面打印着不相干的文字。俗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俩都是梁思成的孩子，都遗传了“父亲”节俭的品格。在罗老看来，“这是爱惜别人的劳动，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都是人家劳动的成果，把人家劳动的成果浪费了，多对不起人家啊。”

这位在生活上几与现代绝缘的老人，思想开放和观念创新之程度，却是新新人类也无法企及的。手头就有个例子：近年来，他致力推动京杭大运河的“申遗”进程，倡导的概念很新，以至让你大跌眼镜。

2006年年初，罗哲文、郑孝燮和朱炳仁“运河三老”给运河沿岸18个城市(区)写了一封加快“申遗”工作的呼吁信。以京杭大运河“申遗”为契机的诸多行动随之展开。2006年5月，大运河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封信提出了两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京杭大运河是活着的。也就是说，你既要看以前的历史，又要站在未来的高度，考虑近代、当代的一切怎样成为子孙们的文物，怎样使任何一个阶段的符号，在京杭大运河上都不能空白，都不“断流”。第二，中国的京杭大运河承载的“自然”、“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内容相互映彻而密不可分，应该纳三种遗产形式合一申报。
    这两个原则都是创新之见，而创新往往牵带出质疑，尤其第二个原则，更是引来骂声一片：“三合一申报，这有先例吗？这不是瞎掰吗？”

面对质疑，罗老轻声但坚定地对助手说：“他们不懂。”不知道是因为曾经担任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呢，还是因为名师出高徒，或者只是缘于自身的禀赋？他像个先知先觉的预言家一样，让我们心生敬佩又心存玄疑。

他有两点理由：一是这条贯穿五大水系、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运河，本身就交织着“自然”、“物质”与“非物质”三种形态的文化内容；二是虽然没有先例，但可以创造先例，而全世界在理解“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时，恰恰也经历了从表浅到丰富的过程——在70年代之前，只有“古迹”、“遗址”之说；70年代，提出了“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概念，直到数年前，日本有一专家才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文化遗产”涵义的渐次深入，进而影响到“申遗”工作，目前，中国不少文化遗产已被评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双遗产”，但“三合一”申报却是从来没有过的。对此，罗老有一个大胆的设想：“为什么中国人就不可以提出&＃39;三合一&＃39;的新概念？”

那么，我们如何让这一新概念影响联合国呢？罗老很干脆：“游说。”在他看来，“中国人和联合国的人是平起平坐的。你不能逃不出章程的框框，相反，应该通过你的努力，让章程变得更加科学。”说到做到，他果然走火入魔般的到处游说，事情渐渐出现转机：如今，“申遗”路线图规划好了，沿岸城市争先恐后参与了，联合国越来越多的专家也开始对“三合一”感兴趣了……

整个过程让助手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80多岁的年龄，在他身上根本不意味着终结，相反，这个老头儿时不时甩出惊叹号，可以让世界震惊。”

三 中庸“墙头草”，以退为进 幽默“嬉皮士”，以软克刚

在2006年12月份的《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罗老的助手发表了一篇文章《大运河流过2006》，编辑配发了两张图片，一张是杭州段大运河，另一张是北京通州段大运河。助手指着后一张说：“瞧瞧，大运河无厘头地被拓宽了一倍，违背了遗产的&＃39;真实性&＃39;、&＃39;完整性&＃39;原则……”罗老打断他：“诶，别这么较劲，还是以团结和鼓励为主。”

助手告诉我，当一件事情因为出现分歧而很可能影响到进展的时候，罗老惯常的手法是“和稀泥”。“咱打个比方吧。”助手说，“你和我吵架了，找罗老评理，他哼哼唧唧绝不表态，只是说，&＃39;咱想办法更快一点，把事情再往前推一推。&＃39;但要是我们分头找他诉苦，他就既表示认同又进行安慰。嘿！这老头儿，说得好听一点是具备传统知识分子的中庸的美德，说不好听啊，就是&＃39;墙头草&＃39;。更逗的是，爱喝几两小酒的他，酒后非常清醒，从来不哥俩好啊，去搞什么拉帮结派。”罗老看似文弱，却有一种抓大放小、以退为进的气度，从来不在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上伤脑筋。

各种各样的人与事，他一概包容；各种各样的困难与挑战，他坦然面对。这恐怕是他与老师梁思成的最大不同之处：梁先生至情至性，为老北京大拆城墙而痛哭流涕；罗哲文则释然而坚韧。助手告诉我：“有个电视台跟着他走了一趟运河，想把他拍成一位在痛苦中挣扎的，到处呼吁却没人理的人，这显然不会如愿。他不会挣扎，更不会流泪，他只是永不放弃。”

“别看他好脾气，主意可正着呢！认准了的事儿啊，你甭想扭转他。”助手这些天软硬兼施，想把罗老劝到家门口的安贞医院去检查检查——9月份考察井冈山时摔了一跤，罗老没当回事，可至今胯部还有点不适。罗老笑呵呵地说：“我不去。”“为什么呢？”还是笑呵呵的：“去了就坏了。”“坏哪啦？”依旧笑呵呵的：“反正就是坏了。”

罗老向我炫耀：“我身体好，不用去医院，已经好几年没去了。”助手叹口气：“你就是拿他没办法。”一个人如果非得想用自己的想法影响别人，要么就是拍桌子，要么就是好脾气地一遍又一遍地说。很显然，罗老属于后者，最后让你不得不服了他。

有的时候，罗老还会故意制造一些幽默效应，让你忍俊不禁，来一句：“这老头！”2006年4月份，在杭州段京杭大运河的一艘游船上，罗老的现场“秀”让所有人笑弯了腰。早春时节乍暖还寒，助手堵着从船舱到甲板的小门，不让罗老出去以免着凉。罗老曾经多次考察大运河，早已经给两岸拍过很多照片，但他这次又不安分了，老惦记着上甲板再拍几张。助手说：“拍什么拍，景点早过了。”突然，罗老转身、弯腰、扭头、瞪眼，紧张兮兮地说：“那我赶快跑。”还真小跑一段，然后停下来，朝大伙乐。大伙笑翻了：“活脱脱一只老猴子！”
    我去访他的那一天，会客室内，书橱门上贴上一张纸，上面是“无烟室”三字。后来通过助手才知道，这是罗老的爱人杨阿姨贴上去的，她不喜欢罗老在家抽烟。罗老还真听话。他对老伴的感情让年轻人都看着羡慕，在外考察，每晚必打电话，汇报行踪。而能让罗老暂时克制烟瘾的，除了老伴，还有一样——只要一靠近文物区域，哪怕刚抽上几口的烟，他也一准掐了。文物保护单位严禁吸烟，这一规定在罗老那里早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意识。

四 珍惜生命 热爱冒险

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东缘的罗布泊，曾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要冲，因其极为恶劣的自然环境，被称之为“死亡之海”。科学家彭加木在这里失踪，旅行家余纯顺在这里遇难，但罗哲文却在三年前，带领一支考察队穿越了它！

我惊讶于他在这段旅行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然后这一非凡之举，在他看来竟是遗憾：“我们乘坐汽车，穿越腹地，数天就完成了考察；如果还有机会，我一定要徒步围着&＃39;湖&＃39;边走，没有两个月是走不下来的，但唯有这样，才能仔细考察那一带的汉长城遗址。”

这并非异想天开，他有硬朗的身板作为底子。在机场，助手用摄像机拍罗老如何提包，如何托运行李，如何过安检，“那一招一式，跟个棒小伙子没啥区别。”2006年5月份，罗老骑自行车摔跤后没两天，又随一伙人考察运河山东段，非得攀登河边一座古塔，年轻人怕他再摔着，保驾左右，但塔太难爬了，别人都爬不上去，最后只有罗老登上了塔顶。

罗老说他很惜命，怕随着年龄的增大，很多事情会变得力不从心。但对于寿命，他更多表现出了一种信心：“经常从事田野工作，能呼吸新鲜空气，能爬山锻炼身体，能开阔心胸，所以一般都会长寿。哪怕经常摔跤，也没有关系。”

很惜命的罗老，有几次却差点丢了性命。

1951年，罗老考察山西的应县木塔。它高达60多米，是世界第一高的木塔。罗老在拍照时想照到塔顶，可他当时的照相机是没有广角镜的，没办法，只好不断往后退。这时，后面有个东西挡住了，回头一看，是古建筑物房基上常见的那种木刻的“仙人”与“走兽”。一瞬间他惊出一身冷汗：要不是它们挡着，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一次，1995年3月，他陪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去峨眉山考察。当时大雪封山，他们走了几梯台阶后，就再也看不出脚下的台阶在哪里了。大家考虑罗老年龄较大，就建议他坐滑竿，被坚决拒绝。可没走几步，突然发现罗老不见了。往下一看，原来滑了下去。在场的人非常紧张，赶紧下去拉他起来。罗老的腿摔伤了，左膝盖疼痛难忍，但依旧坚持同大家一道往前走。

都说“吃一堑长一智”，但吃了好几堑的罗老，愣是没长记性。2006年9月，考察井冈山时摔的那一跤，犯的也是同样的错误：想拍全景，拿着相机不断后退，最后摔沟里了。

采访手记

近段日子，探望过一些年事已高的“大家”：95岁的学术大师季羡林、92岁的“中国第一玩家”王世襄、89岁的红学泰斗周汝昌……与他们相比，即将迎来83岁生日的古建筑专家罗哲文算是一个“小弟弟”。

按说，这把岁数也该颐养天年了。头三位尊重自然规律，几乎足不出户；罗哲文偏不！他嘴上自嘲“棺材瓤子”，却非得做出恐怕只有幼儿园小弟弟才做得出的离经叛道之举：我去看他的这一天，他居然像猴子般身手矫健地登房上屋，“指点”恭王府大梁的修缮方案。

按说，具有探险家素质的他，应该搭配上炯炯有神的眼睛和有棱有角的脸型。但整理相片时，有点无奈：“每一张都不太容易找到眼睛。”这使得他柔和的面庞和腼腆的微笑分外抢眼。据说，在他八旬寿辰时，长他8岁的文物界元老郑孝燮前来贺寿，用啥词儿点评自己的兄弟呢——“内秀”。

按说，腼腆、内秀的他一定有个好性情，但他的助手说话了：“那是假象，骨子里拧着呢！”2006年5月，罗老骑自行车，脚蹬子掉了，他重重地摔倒在地，在路边躺了一分钟，艰难爬起。这一跤摔得不轻，血把膝盖外的裤子浸湿了。可偏不去医院，谁也说服不了他。他有一招土办法：涂点云南白药，捋起裤腿对着太阳暴晒，夏天可以坚持好几天不洗澡。

按说，这么拧的老头儿不懂得妥协。那你更错了！他对“以退为进，以软克刚”那一套，掌握得炉火纯青，总能将看似艰难的遗产保护一步一步往前推。我开玩笑：“您若是早点改行，恐怕就没龙永图什么事了吧？”助手抢先来一句：“此言极是！”

按说、按说……可你哪里知道，这位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得意弟子，这位曾经主持维修长城和布达拉宫等国宝级古建筑、曾经参与国徽设计、曾经让中国的诸多古迹乃至追随恩师挽救日本的京都、奈良两个古都使其在战火中幸免于难的“文物守护神”，有着说不尽的传奇——但别再“按说”了，因为他从来不按常理出牌！

罗哲文简介

1924年出生，四川宜宾人。1940年考入中国营造学社，师从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刘敦桢等。1946年在清华大学与中国营造学社合办的中国建筑研究所及建筑系工作。1950年后，先后任职于文化部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文物档案资料研究室、中国文物研究所等，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维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由他亲自设计或主持方案的维修项目有万里长城、西藏布达拉宫、青海塔尔寺、山西太原晋祠、朔州崇福寺等。

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塔》、《中国古代建筑简史》、《长城》、《长城史话》和《中国帝王陵》等。

现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

题外语

如果说这篇“近距离”——比起大家所能查到的有关罗哲文的资料——更加关注当下，且致力于呈现这个人物的某些性情的话，那么，我得感谢一个人，他是罗老的助手齐欣。

齐欣说：“罗老的威望是做事做出来的，他还真不会讲故事，但我会。”齐欣的父亲和罗老同岁，母亲和罗老同在文物系统。打小，他就认识“罗爸爸”，而他做记者生涯最先跑的“口”，就是文物口。2005年的一天，他没来由地念头一闪：“我应该可以为罗老记下点什么。”于是，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之外，齐欣开始以助手的身份，跟随罗老至今。

2006年整整一年，罗老是大运河“申遗”工作的灵魂人物，齐欣帮着鼓与呼。他的一些哥们看不懂了：“齐哥，你玩得真&＃39;洋&＃39;。我们怎么看不出盈利模式？”的确，齐欣一路跟随，不赚钱反而贴钱。感染他的，正是罗老不计私利的品性和高瞻远瞩的使命感。“这个老头儿，魔力大着呢，从不要求你跟着他干，可你总是屁颠屁颠地跟在他的身后。”

“罗哲文助手”这一身份，让齐欣颇感荣耀。但罗老自觉“受用不起”，每每向客人介绍齐欣，总是说“这位是人民日报的著名记者。”齐欣又好气又好笑，等客人一走便问：“干嘛不说我是您助手呢？”罗老说：“我怕亏待了你。”

罗老的这种介绍方式，久而久之让齐欣滋生了心理饥渴，唯有听到大家叫他“助手”才会通体舒坦。这篇“近距离”故意在最后揭秘他的身份，正是想达到那样一种功效；同时，也通过此文，向所有跟随罗老的后辈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