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他于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留学英国，获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84年该校又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

    他被称为北京史的巨擘，如果没有他，人们恐怕难以像今天这样明白北京的历史。

    他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之一，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将他誉为中国最富有激情的地理学家。

    他是最早接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中国人，如果少了他的敏锐和果敢，我们或许要在“申遗”的路上徘徊更久。

    当我国目前已经入选的33项世界遗产的光芒闪耀于天地之间时，当更多的文化遗产因获得有力保障而转危为安时，一个名字值得记忆与敬重，那就是中国“申遗”第一人———今年九十六岁的侯仁之。

    幽深静谧的北大燕南园，一时寻不到侯仁之先生所在的61号。

    拦下一位骑车的中年人问路，刚一报出门牌号，那人便问，“您是到侯仁之先生家去吧？”随即指了指不远处的二层小楼，又补充一句，“侯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大家，我入学时听的第一个讲座就是他讲北京城的历史。”

    步芳斋是侯仁之住所的雅称，今年九十六岁的老先生端坐在简朴的客厅里。由于帕金森症的困扰，他无法行走，一见到记者就双手合十，为不能亲自迎接而不住地道歉。

    “约好早上九点采访，您瞧，老先生七点就穿好衣服坐在这儿了，可认真了”，大儿子侯方兴提供的“背景”，更让记者暖意在心。

    把刚才中年人称他为“大家”的话转述给侯仁之，他费力地抬起手，摇了摇，一字一顿：“我算不上‘大家’，千万不要这样说。”

    停在半空中的手，布满青筋和皱纹。这双岁月蚀刻的手，承载着太多动人心魄的记忆。而最让人难忘的是，二十多年前，正是这双枯瘦而有力的手，拉开了中国“申遗”的厚重帷幕。

    从两块城砖讲起的故事

    中国的“申遗”故事，要从那两块城砖讲起。

    1980年的春天，文革的阴霾渐渐散去，中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从沉寂走向昂然。就在这个春天，侯仁之接受了美国和加拿大几所学校的讲学邀请。距离上次漂洋过海去异国求学，已经二十多年过去了，新鲜的信息、新锐的思想扑面而来，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让侯仁之为之振奋与兴奋。兴奋之余，他没忘了这次出国还要完成学校交给他的一项重大任务———应美国匹兹堡大学师生的强烈请求，为该校带去两块中国城砖。

    城砖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稀罕物。上世纪60年代北京修地铁，把城墙基本上全都拆了，那些城砖有的被用去修防空洞，有的散落到民间，小胡同、大杂院里常能见到。

    一番精挑细选，北京大学选定了两块带字城砖，总重近50公斤。这么重，不便携带，在那时只能海运，而海运的时间较长，一般要一两个月。正好这时候侯仁之接到匹兹堡大学的邀请，北大就请他先将两块城砖的照片和文字拓片带去，并由他代表北大赠送给对方。

    侯仁之有些纳闷，两块再平常不过的城砖，为什么会引起对方那么强烈的兴趣？

    到了匹兹堡大学，他被领进一间布置得很“中国”的教室，红木桌椅、高悬的孔子像，古色古香，一切元素都来自神秘的东方。原来，这所大学有18间以国家命名的教室，这间就是其中的“中国教室”。匹兹堡大学原打算将两块城砖镶嵌在这间教室的墙壁上，但知道这城砖上有字后，他们决定将城砖放在图书馆公开展览，并举行了隆重的赠送仪式。

    国人视同弃物的旧砖头，却被外人视为宝物，这令侯仁之感慨、感叹，“我们还有无数更为珍贵的东西，尚未得到如此的重视与爱惜”。

    两块城砖，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在美国考察期间，侯仁之结识了很多学者，接触到很多新鲜事物。198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时，他第一次听说国际上有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而此时，这个公约诞生已有12个年头了，但国内几乎还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