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宪章》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就在同时，梁思成承担了为联合国设计大厦的重任。利用这次机会，梁思成在美国考察了许多学校，其中特别注重考察了美国新兴的城市规划工作。从美国回国以后，梁思成带回了新的学术思想，也给吴良镛带来了一个令他欣喜不已的好消息，在美国期间，梁先生为吴良镛考虑了一所学校学习设计，那里有一位世界知名的城市规划大师———被誉为美国现代设计之父的沙里宁教授。

　　20世纪上半叶是世界建筑风云激荡的岁月，当时无数在欧洲进行探索的著名建筑师战后大多来到美国。师从沙里宁的吴良镛在美国了解了世界建筑的巨大变化。这一经历为他半个世纪后，起草划时代的《北京宪章》打下了基础。这一宪章被公认为是指导二十一世纪建筑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献，标志着吴良镛的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说，已被全球建筑师普遍接受和推崇，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国际知名建筑理论家索尼兹说：《北京宪章》是在建筑学发展历史的关键时刻提出的一种崭新的观点，作为中国建筑界最权威的建筑大师之一，吴良镛在《北京宪章》中提出的思想代表了当今中国与世界建筑界对未来人类建筑的全新认识。

　　记：《北京宪章》里面涉及很多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是不是意味着在建筑方面，我们可以传承很多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经验？

　　吴：对。中国的哲学里头，整体思维很重要，这在中国哲学里是有很多的。《易经·系辞》里讲，“殊途而同归”，不同的道路、方法，最后要归到一个，就像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我们把核心抓住了就行。中国建筑师应有这个抱负，过去世界上不是有很多大师吗，在中国也可以产生大师。现在我们有了这么好的条件，中国建筑师应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要在中国的哲学思想、人文思想里头找名堂，如果哪个中国的建筑师在这方面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对西方文化有更深的了解，把它综合起来，针对中国的问题进行创造，这个人是一定有出息的。

　　中国城市建设和建筑的特色危机，实际上是文化灵魂的失落

　　半个多世纪之前，梁思成的“梁陈方案”没能改变北京城的命运，却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半个多世纪之后，北京城的发展被重新规划设计，新一代建筑师们会有怎样铭心刻骨的认识呢？

　　吴良镛先生一直认为，文化是建筑的灵魂，中国城市建设和建筑的特色危机，实际上是文化灵魂的失落。

　　记：您曾经说过，中国建筑在西方大潮之下处于一种弱势？

　　吴：对。改革开放后，现代建筑形形色色的流派铺天盖地而来，建筑市场上光怪陆离，使得一些并不成熟的中国建筑师眼花缭乱。不足20年光景，尽管房子建设了不少，但是“千城一面”的问题日渐突出。一些未经过消化的舶来品破坏了原有城市的文脉与肌理。不少地方为了片面追求特色，追求同其它城市不一样的建筑设计，什么都想由国际公司国际招标。经过几年的摸索，这些国际公司也逐渐“领悟”到了，合理的设计一般都不行，要用怪招。于是，一幢幢不讲究工程、不讲究结构、不讲究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在各地拔地而起。中国的一些城市就这么成了外国的所谓建筑大师或准大师标新立异的实验场，西方畸形建筑的实验场。

　　当然，我不是反对标新立异。科技的发展，新材料和新结构的应用为建筑师们标新立异提供了可能，但现在片面追求建筑表面样式，已经将中国建筑创造引入歧途，到了不能不加以正视的地步。你看看有些地方的标志性建筑，除了震撼，不会有别的感觉！它们没有灵魂，而建筑和城市之魂是文化。

　　记：刚才您讲到建筑跟文化的矛盾，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包括国外大量的建筑师及其思想等的进入，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中国文化和这种建筑之间的冲突的激烈程度非常之大吗？

　　吴：是。这个冲突是很大的。文化是建筑和城市之魂。我们必须强调历史文化在城市建设中的核心地位。现代交通和通讯手段致使多样的文化传统紧密相连，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特色逐渐衰微甚至消失。标准化和商品化成为唯一的“最高”选择，建筑特色逐渐隐退，建筑文化和城市文化出现趋同现象和特色危机。中国建筑失去了一些基本准则，漠视中国文化，无视历史文脉的继承和发展，放弃对中国历史文化内涵的探索，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与迷茫。

　　有人说“城市文化归根到底是人类文化的高级体现”。建筑形式的意义来源于地方文脉，并解释着地方文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地区建筑学只是地区历史的产物。恰恰相反，地区建筑学更与地区的未来相连。建筑师职业的深远意义就在于运用专业知识，以创造性的设计联系历史和将来，使多种取向中并未成型的选择更接近地方社会。不同国度和地区之间的经验交流，不应简单地认为是一种解决方法的转让，而应看作激发地方想像力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