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由于“丁本”《营造法式》系辗转传抄“绍兴本”《营造法式》三次以上，错漏之处很多，影绘原图较为粗陋，而“崇宁本”失传已久。于是，朱启钤邀请挚友陶湘等人广搜公私传本，以“丁本”与《四库全书》文渊、文溯、文津各本进行校勘，并参考了民间各类《营造法式》抄本与引述过《营造法式》的书文，旁求博采，补所未备，参互考证；并且对书中建筑术语援引经史、分类解释；还按书中原注，访求清末工部老吏、旧匠师、样房和算房专家多人，收购各种建筑烫样、模型和图纸等，又请几位老匠师参与精心补绘了彩色附图，为古建筑研究人员和建筑工匠提供了形象的感性认识材料，从而将此“一线绝学”发扬光大。当时，参校者有傅增湘、罗振玉、祝书元、郭世五、阚铎、吴昌绶、吕铸、章钰、陶珙、陶洙、陶祖毅等众多名家。1925年，“陶本”《营造法式》以宋残叶版式和大小刻版印行，该书后来成为中外公认的研究中国古建筑的范本，不仅在内容上最大限度地校勘考订得准确完备，而且在版式印制等方面也非常精致考究，尤其在彩色套印方面精益求精，在中国古籍版本研究方面富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因而引起了国内外建筑家及汉学家的极大重视。之后，朱启钤又组织人员对《清钦定工部工程做法》一书进行校注。

　　1925年，朱启钤与陶湘、孟锡钰倡议成立“营造学会”，他私人出资，以他在北京的寓所为学社社址，旨在研究建筑文献和中国传统建筑式样。1930年2月，“营造学会”更名为“中国营造学社”，发行《营造学社汇刊》，朱启钤亲自担任社长，并在故宫内废弃的一角，找了十几间西庑旧朝房作为研究所总部。为支持研究，营造学社申请了中美及中英庚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经费。不久，朱启钤请学社成员、清华老校长周贻春专程赴沈阳，动员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和他的夫人林徽因加入学社。1931年秋，梁思成夫妇回京，正式加盟营造学社。此外，包括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赵深，史学家陈垣，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等当时最为优秀的学术精英，以及许多财界和政界人士也先后加入营造学社，支持学社的研究工作。一时，营造学社群贤毕至，蔚然大观。

　　1932年，朱启钤请来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刘敦桢任学社文献部主任，主要负责搜集、校勘和编辑中国历代的建筑史籍，偏重文献研究。梁思成任学社法式部主任，主要从事中国古建筑实证研究，重在实地考察，他先后或自己或派员深入华北、华中、东北及西南、浙江等地190多个县调查古建文物2730多座，确认隋代赵州桥、应县木塔、唐代佛光寺等众多闻名世界的古建筑，为我国文物保护修缮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批实测资料。梁思成晚年回忆，那时国内社会治安很差，每次野外勘测古建筑时，朱启钤总是事先通过社员中的党政头面人物，向当地政府打招呼。每到一处，各县县长均亲自接待“一帮文弱书生”，并派员向导，必要时还派保安人员护送。据统计，截至1937年，由梁思成担纲的营造学社法式部，除测绘故宫的重要建筑60余处及北平市内的安定门、阜成门、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新华门、天宁寺、恭王府外，还离开北平调查了137个县市，调查古建筑殿堂房舍1823座，野外实地详细测绘的重要古建筑达206组，完成测绘图稿1898张(林洙著《困惑的大匠梁思成》)，探索出了一整套研究中国古建筑的科学方法，为撰写中国建筑史构建了扎实的科学体系。

　　在营造学社，刘敦桢和梁思成潜心研究，分别主编和撰写了《中国建筑史纲》和《中国建筑史》，与朱启钤出版的“陶本”《营造法式》共同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的奠基之作。此外，营造学社还培养和造就了瞿宣颖、林徽因、刘士能、陈明达、祁英涛、罗哲文等一大批一流的古建筑专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非常感激朱启钤这位伯乐，梁思成在1934年出版的《清式营造则例》序言中不无感慨地表示：“若没有先生(指朱启钤)给我研究的机会和便利，并将他多年收集的许多材料供我采用，这书的完成即使幸能实现，恐也要推延到许多年月以后。”话是梁思成所说，实为夫妇俩共同的心声。

　　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因北平沦陷而停办。然而，此前的营造学社，不仅先后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工段营造录》、《元大都宫苑图考》、《营造算例》、《牌楼算例》、《清式营造则例》、《梓人遗制》、《哲匠录》、《同治重修圆明园始末》等我国古建筑书刊、专著30多种，在国内建筑学界和古建筑研究方面作了大量实际有效的工作，对我国古代建筑结构、布局、用料、设置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而且使中国有了专门研究古建筑的组织，还培养了梁思成、刘敦祯等一批古建筑人才，推动了国内建筑业的发展，为国内外学者称道。诚如朱启钤自己所评价的：“中国营造学社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因此，有建筑史家这样评价朱启钤：“人力、物力、财力，这些都是研究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能把这方方面面的人事统筹起来，是需要非凡之才能的。朱启钤以一己之力，做了今天需要整个研究所行政部门做的事。”并称誉朱启钤是中国古建筑研究工作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与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