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位与礼制在古代城市规划中的反映

　　我国传统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和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是个具有鲜明特色的重大体系。这个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始终贯穿着孕育自己个性的基因。基因的形态为方，性质为根为宗，也即"方根"。方根的繁衍形成了我国的传统建筑与环境，处处皆方，成了"方的王国"（主要指正方、长方）。这个王国恰如前面借喻的"大方小方一切方，总是一个方"那样，千篇一律，又千变万化。研究传统建筑体系的中国特色，弄清楚"方根"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明清北京城，是当时之最的大方。作为封建帝王之都城的规划大计，一般都由皇帝钦定，特别是开国之君或盛世之君则会过问得更多，因为此乃国家大事。《周礼》开宗明义的纲领就是："唯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国"指国都，"野"指郊野，"辨方"指"昼参谋日景，夜考诸极星，以正朝夕，于求地中，以建王国"。"正位"指"既辨方矣，立宗庙于左，立社稷于右，立朝于前，立市于后"（王安石《周官新义》）。这条五句22字的纲领，特别明确地把"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列为有关国家全局和以礼立国的首要方针政策。《周礼》包括六个部分，有五部就各在头卷头页头条写出这条纲领，作为思想及行动的统帅。第六部是《考工记》，对于国都的规划建设，有更具体的内容。如："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就是完全符合礼制规定的国都城市布局，方方正正，规矩严整。"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的意思是城内规划南北大街和东西大街各九条，都是经纬正交，大街宽度为九辆马车可以同时并行通过。"市朝一夫"是说城内正北的市场用地为100亩，正南的皇宫用地也为100亩。"夫"是古时的面积单位，"一夫百亩"。可以理解，整个都城的规划布局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在运筹"辨正方位"。这一运筹既要统顾全局，又要突出重点。朝、市、祖、社的定位和它'们相互的空间关系，以及同城市中轴主线的空间关系，就是控制全城环境空间和礼制格局的整体秩序、气势与风貌特色的重点。北京明朝古都，贯穿南北中轴主线上

　　的紫禁城（前朝）、地安门鼓楼一带的街市（后市）、天安门左边的太庙（左祖）、右边的社稷坛（右社），以及清朝发展起来的前门外街市（前市），无论在总体格局上，还是在建筑与环境的风貌上，都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遗产。尤其故宫、太庙、社稷坛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更是全国之最，举世无双了。作为这类古建筑与环境被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全国只有北京这三处了。曲阜，是周朝周公封地鲁国的国都。因为周公功高德重，鲁国在礼仪规格上是与周天子同级的。据考古发掘探明，曲阜的鲁国古都遗址，有南北中轴线贯穿宫城、南门、祭坛，有"左坛、右社"和"面朝背市"，是遵循《考工记》有关的建筑等级形制的。这是已发现的周礼国都城制的最早实例。

　　明朝朱元障建国，起初曾在安徽凤阳建"中都城"，拟为都城。城方，中轴对称，左祖右社，面朝背市，合乎周礼规制（遗址木来尚好，不幸后来遭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

　　据《明太祖实录》，南京定为明朝国都之后，先是把太庙建于"皇城之东北"，社稷坛建于"宫城之西南"，虽然左右定向不差，可是距离宫城的前后定位不成章法。直到洪武八年至十年（l375～1377年），朱元璋诏命礼部"详议其制"，调整正位--迁庙、社至宫城午门以南，一左一右，严格对称。过后朱元障说最初"愚味无知"，"左祖右社""皆因前代之制"，位置"未尝省察，是致地势少偏"。接着礼部即定出了"凡王国，宫城外右立宗庙，左立社稷"的礼制规章。

　　北京是举世瞩目的历史文化名城，特别是许多列为保护、抢救、保留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古迹、历史地段、古城区都是最能够反映中国历史文化特色的。同西方中世纪诸国的都城比较，古都北京的最大不同处在于：因为汗守礼制，从一开始就重整体、讲长远，因而有利于做好"体国经野"、"都鄙有章"（"都鄙"，指都城和郊野）。这种先重视全局，进而关照各方的指导思想，在中国文化的其他领域，如中医学、兵法、拳术、气功等也都长期存在着。

　　四、曲阜孔庙、孔府的方位与礼制秩序

　　曲阜定为全国历吏文化名城，不仅仅因为它曾是鲁国都城和保有鲁都的遗址，而更在于它是孔子的故里，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纪念孔子的几处全国重点文物单位。其中，最能体现方位和礼制的典型古建筑群是孔庙和孔府。

　　孔庙是纪念孔子的祀祠。全国各地及海外一些她方都建有孔庙。唯独曲阜的孔庙，论等级规格最高，论布局规模最大，论建筑艺术也最壮丽而庄重，甚至有些地方达到了皇家建筑的标准。

　　孔庙四周筑有城墙--南北长的长方城，就像皇宫有紫禁城一样，当然孔城较小。孔庙建筑群的布置，同样属于"方根"体系：全是"方"的组合，由大方小方，前后左右庭院，有机组合成为建筑空间的整体。这个整体南北纵向有九进院落，东西横向有三路布局。南北主中轴线笔直深长，一贯到底；左右对称严谨，特别成功地塑造了层层递进、空间深邃的庄

　　严肃穆气氛，同时构成了一套建筑布局的轴线网络，贯通于建筑环境空间的全局，从整体上掌握方位与礼制的秩序。祭祀孔子的主殿"大成殿"九开间，黄琉璃瓦、重檐歇山顶，殿高近25米，前有广阔的汉白玉基台。主殿即是整个孔庙及外围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主体。这基本上类似太和殿与故宫及周围环境的关系。按九间院落和九开间建筑的"九"，是极数，只有皇帝可用。曲阜孔庙建筑上用"九"，始于明朝改建大成殿时朱元璋的诏命。今天所见的大成殿则是清雍正年间重建的。大成殿外檐廊柱用雕龙石柱，额坊用和玺点金彩画，屋顶用黄琉璃瓦等均仍旧按照皇家标准。只是殿高减低，面宽减小，屋顶重檐用歇山而不用庑殿。所有这些差别都是不可逾越礼制限度的缘故。

　　我国历代帝王几乎全都尊礼，以孔子为圣人、为师表，"岁时为祀"，代代相延。这就是为什么孔庙建筑礼制等级标准那么高的原因。为了颂扬这位伟大的历史哲人，孔庙还特在正门以外沿中轴线建立了一系列有关追念、颂扬的礼制性纪念建筑物--主要是石作和木作牌坊。庙前的这些牌坊十分重要，形简意骇，寓意深远，并且为孔庙的环境风貌增加了特色和

　　序幕式的文化气质。由南而北，沿中轴线，庙前看到的这些礼制性牌坊依次是：

　　（1）最南端正中为"金声玉振"石坊。古时奏乐，始于敲钟，止于击磬，故称"金声玉振"。这是借以颂扬孔子思想完美无比，如同音乐对人的感化。

　　（2）往北正中即见棂星门。门外东边建"德侔天地"木坊，是说孔子之德与天地等同；西边建"道冠古今"木坊，是说孔子之道古今第一。

　　（3）棂星门石坊，这是孔庙的正门。棂星原是天上主管教化的星宿。孔子既被尊为万世师表，所以就等于人间的棂星。

　　（4）棂星门内正中建"太和元气"石坊。含义是孔子思想博大精深，就像天体包孕着万物一样，循环往复，永不泯灭。

　　曲阜孔庙对于各地的文庙，好像佛教、道教之有祖庭似的，所以其建筑的基本形制，也就是各地文庙建筑的蓝本，只是规模具体而微是了。以上的一系列礼制性牌坊，也被各地文庙广泛仿建，不过不一定都建这么多座，建筑风格也不全盘照搬，往往带有地方特色。

　　孔府在孔庙的东侧，是北宋时册封孔子后裔嫡系长孙为"衍圣公"之后始建的府第。起初，"衍圣公"虽然位列公爵，但是官品仍不过八品。明清时"衍圣公"才被晋升至文官一品并且赐予许多特权。孔府是中国最特殊、最典型的封建宫衙与臣宅合一的庞大建筑群。

　　明朝开国以后，朱元璋下诏重建孔庙、孔府。后来又有两次改建孔府。清朝道光九年（1829年）曾大规模改建孔府，才达到现在的规模。孔府建筑的规划布局，同样是纵向九进庭院，横向三路三轴--包括"前衙、后宅"两大主要分区。总体上构成了前衙、后宅、左祖、右宾，秩序严整，主次分明的格局。与孔庙不同处在于孔府建筑的尺度不那么大，屋顶用青瓦，梁柱有黑漆，彩绘也不用最高级制。建筑形式反映建筑内容。孔庙孔府的性质不同，所以建筑形式也不一样。从建筑上看到的孔府特权，除九进庭院外，还表现在设三堂六厅，即独设公堂及仿设六部之制而设立的六厅。尤其赐建"仪门"，更是一种特殊荣耀。"仪门"是孔府的二门，这是一座不连接任何墙垣或房屋，四柱三间、青瓦顶、完全孤立的垂花门。这座"仪门"虽小，但等级地位很高，平时不许开，只有遇到皇帝大典、迎接圣旨或重大祭祀礼仪时才在鸣放炮声中打开。也只有封为"邦君"地位的特殊高宫，才有资格建立"仪门"，并非其他高宫重臣皆可有此殊荣礼遇。

　　中路九进庭院，分前衙与后宅两大区，计"前衙"五进、"后宅"四进。这和我国传统的"前堂后宅"、"前殿后寝"的礼制分区（或建筑分隔）是一脉相连的。东路各院主要是孔氏家庙和作坊，西路各院及花厅则是衍圣公迎宾会客和读书习礼的房院。所有孔府的这些建筑与环境，完全属于讲求中正经纬，无处不成方的最典型的"方根"合院式体系。

　　孔府中路面街的前衙区，是由中间三堂，旁侧六厅，层层庭院组成的气势威严的衙门大院。三堂布置犹如故宫的三大殿，分前、中、后位序的基本礼制格局一样。大堂是衍圣公宣圣旨、审案件、接见官员、申明家规族法及举行仪式的公堂。二堂是他会见四品以上大官和受命考试礼学、乐学童生之处。大堂与二堂之间有廊子连接，平面呈"工"宇形。三堂是他处理家族纠纷和处罚奴仆的家族公堂，有时也在此接见大官。东西两庑的六厅，是掌管孔府事务的六个机构。三堂之后便是后宅区，也称内宅区，包括三进宅院和一进后花园。内宅区虽同前衙区毗连，却是异常的内外有别，几乎到了绝对封闭的地步。是不是皇帝的深宫后院才如此与外间隔绝呢？例如孔府的内宅区的大门，就特别戒备森严，守门人手持特种兵器（御赐虎头棍、燕翅镗、金头玉棍）把门，外人如果擅入，"打死勿论"。甚至天天为内宅送水的人也绝对禁止入内。竞然在大门的西墙上凿了一道水槽（名曰石流），水夫挑水倒水入槽，隔着墙流入内宅。

　　《红楼梦》描写的礼教大家庭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那么，曲阜保存完好的孔庙、孔府，也正是这个缩影一个极其重要的见证。这个见证是通过历史建筑与环境的实物而体现的。

　　五、研究古代建筑的方位与礼制的意义

　　史如烟海，中国建筑史学领域虽非大海，可以研究的问题却也是广泛而深远的。探索方位与礼制对我国古代建筑与环境的关系，目的在于多方面地认识中国历史上的自己。知己知彼，更要先知己。

　　（1）自然方位是建筑与环境的生命。无论何种建筑与环境，从选址、规划、设计到建成使用，都离不开天地自然的方位定律--如东西南北中五方导致的对应作用。所谓对应作用，就是建筑与环境，所注重的方位与礼制合一的空间秩序，亦即中国封建社会十分讲求"中正、经纬"的基本形制。其中概括了：环境的空间方正、中轴对称、突出重点、经纬交织、层次分明，重东南、厌西北（绝大地区习惯于坐北朝南向阳）等一系列布局的原则方法。这些原则方法构成了一种程式化了的合院式的组合体系，也象征着这种那种的精神寄意或感情因素在内。合院式布局体系，既千篇一律，却又千变万化。五方之内"居中"为主，中就是中心，或是中轴，蕴有辐射四周、凝聚外围的含义。礼制的秩序、建筑与环境的秩序，都要"不离其中"，否则既无准绳，也影响气势、气氛。比如：合院住宅的上房堂屋、衙门的大堂、佛寺的大雄宝殿、道观建筑群的正殿、紫禁城的金銮宝殿，都是中心的主体所在。同时中心必定依托方位经纬才能构成环境，才能形成气势、气氛。

　　（2）中国的历史建筑，有不少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很高的杰作，不但其物质形象悦人，还能透出一种精神力量，引人感情共鸣。紫禁城巍峨独尊，建筑富丽堂皇，布局严整，充分体现了帝王礼制秩序和所谓的帝王气。"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舍人早朝》），这是唐朝大明宫所反映的天子气概。历代帝王深知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是象征威临天下，因此宫殿建筑"非壮丽无以重威"就成了传统，一朝一代地传了下去。"气"是气氛、气概、气质，并不抽象，因为它是来自对实物的印象，进而化为理念上的体会，就是说，境界是外在与内在结合的结果。曲阜孔庙显示的为圣人气，孔府则显示为一品官气。又如长沙岳麓书院的基本布局也属多进院落、中轴对称的传统程式，但是建筑与环境透露的是"书卷气"。讲堂、斋舍、书楼、祠堂等建筑的位置及它们的高度、体量、装饰、色彩等，都是依照礼制的上下前后左右排列的秩序，做到各得其所。同时把读书、修身、道德情操锻炼、审美情趣培养及人生理念目的等有关士人学子的文化观念，也都象征性地融入了书院的物质环境之中。

　　（3）中国的佛寺建筑（主要指汉文化圈地区，包括海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合院式的布局模式，讲中轴、对称、方正严整。小寺一个院落，中寺、大寺则院落重叠，纵向多进、横向几路，轴线网络的作用，贯通千总体布局。印度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起初是靠贵族"舍官署为寺"或"舍宅为寺"而兴起来的。南北朝时王公大臣捐献宅邸办佛寺，一时成为风尚。北魏《洛阳迦蓝记》有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如当时洛阳的建中寺就是用原来的合院式住宅改的，宅的前厅改为佛殿，后室改为讲堂。唐朝长安的荐福寺（小雁塔）原是唐太宗襄城公主的旧宅。利用现成的住宅改成佛寺，可见从一开始就奠定了我国佛寺布局形制中国化的基础。唐宋以来佛寺一直肆行"迦蓝七堂"的制度，使佛寺建筑更加规范化，布局章法更加完善和固定。所谓迦蓝七堂是：山门、佛殿（不仅一殿）、讲堂、方丈、食堂、浴室、东司（厕所）。禅宗佛寺最重视迦蓝七堂的布局形制。这种形制一般是在纵长、横短的长方形用地上，采取院落组合体系，统一布置七堂。今天我国的佛寺，不论历史悠久的，还是年代不远的，论建筑的基本格局，全是源于中国传统礼制和方位观念的合院式体系。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在佛教寺院的建筑与环境上是最明显的。

　　当然，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总有例外的。如天坛的建筑与环境，主要是以圆象天；江南园林最忌对称，特别在于追求山水自然，诗情画意之趣；佛寺有的如汉阳归元寺就与众不同，采取自由分散的布局，等等。这就不在拙文论述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