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显赫大街的60年

　　一项面对长安街行人的问卷调查中，有人提出，座椅没树，没遮挡，坐下来就烫屁股

　　1950年6月，为迎接新中国第一个国庆日，“林荫大道”工程在长安街热火朝天地开始了。根据规划，从东单路口到西边的府前街东口，在原有15米宽的沥青路南北两侧，各修一条15米宽的新路，新路与旧路之间，种上了四排高大的乔木。

　　“当时我们参加拓马路，还在王府井砌高台，有两三米高，同时要清理沿街很多垃圾。”北京规划学会理事长赵知敬，当时才上初中，作为班里年纪最小的学生，也参加了修建大道的“义务劳动”。

　　此时，一幅关于“长安街如何建设”的规划蓝图也慢慢展开。

　　请苏联专家帮忙规划

　　“解放后不久，苏联专家先做了一次规划，图画得特别简单，就一大条。”原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董光器翻开城建档案，指向1949年苏联专家设计的长安街行政建筑设计图。其中，苏联专家提出，利用东交民巷操场空地并沿长安街建设行政办公楼。这一规划的核心思想是将北京的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

　　这一设想却遭到中国本土专家的反对。1950年，梁思成、陈占详刊印长达2.5万字的“梁、陈方案”，其中特别提到沿长安街盖行政大楼这种模式存在种种弊端，建议在西郊发展新的行政中心。

　　“就这样，围绕着‘行政中心区位置’的讨论，全国建筑师聚集到北京，反复做规划方案。”赵知敬回忆说，整个50年代对长安街的规划，虽然做了很多，但思路并不太清晰。

　　1951年，纺织部、燃料部、工业部在苏联专家提议的空地上一一开工。随着经济形势好转，“今儿盖一栋楼、明儿盖一栋楼”。

　　北京急需一个整体规划方案。1953年，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聘请苏联专家指导。6月下旬，又指定了几位老干部，抽调少数党员青年技术干部，研究这个问题。不久后，北京市委第一次向中央上报了统一的城市规划意见--- 《改建与扩建北京规划草案要点》。

　　行政中心最终被确立在旧城，长安街作为“中央主要领导机关所在地”被明确提出。但长安街的布局依然不很清晰。

　　1955年到都市规划委员会工作的赵知敬回忆，那时，新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规划专业。于是决定邀请苏联专家来做详细规划。“我们当时就听苏联专家讲课，每天看苏联的教科书。”在“苏联专家结合娃娃兵”的模式下，完成了1958年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

　　在这份方案中，长安街的蓝图基本绘定。新的北京城被定性为“全国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长安街则肩负起全力体现这一主题的重任：中央其他部门和有全国意义的重大建筑，将沿长安街等重要干道布置。

　　“大马路主义”

　　1958年方案的执笔者之一、时任北京城市规划管理局总图室主任的陈干，对长安街作为北京“东西轴线”的建设，满心憧憬。他希望通过长安街的规划，形成有别于紫禁城的轴线，与传统的南北轴线相交于天安门广场，确定出北京城新的 “零点”(城市坐标)。

　　在赵知敬这些老北京心中，长安街能作为“东西轴线”是由它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它是北京旧城最宽的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街，而且又临近天安门广场。

　　长安街在历史上正式的长度只有3.8公里，从东单到西单。“东单往东到建国门，西单往西到复兴门都没有路。要走，只有穿胡同，拐几个弯，就跟血管似的。胡同只有6米左右的宽度。每天公共汽车在里面满满当当地开着。”赵知敬回忆说。

　　这样的格局在1958年被彻底改变。国庆十周年前夕，西单到复兴门的邱祖胡同等，东单到建国门的裱褙胡同等，全被拆除，修起了35米宽的沥青路，复兴门到建国门全线贯通，长安街长长了---6.7公里。道路彻底打通，为两侧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十年大庆为长安街的建设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在董光器看来，如果只有3.8公里，长安街根本没法进行大规模建设。

　　在大规模建设的同时，一个禁区也在打破：古代建筑不能动。事实上，从1952年拆除长安左门和右门开始，“古建筑的拆与保”的交锋就在不断上演，当长安街向着具有“首都风貌”的大干线思路发展，双塔寺、牌楼这些古迹，都随着不断翻新的长安街景象，走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