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圆明园遗址被列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圆明园管理处统计的结果显示，园内有7个生产队，270户、2000多口人形成20多个聚居点。而《北京日报》在报道圆明园时，除大标题以外，正文中全写成了“元明园”。

1981年，来自台湾的学者汪荣祖站在圆明园这个旧时帝国的中枢，“在山泽之间找不到一处地方，可以看出这是由一百五十个精心设计的景点所组成的巨大宫苑”。

此后，汪荣祖就各处查找与圆明园有关的点滴。他的资料搜集工作一直做到1991年，觉得有了足够的信心，才着手撰写《追寻消失的圆明园》。

如果说隔海关注的汪荣祖是近亲，那么北京社科院研究员魏开肇就是圆明园的近邻了。他在圆明园附园住了38年。

每次到圆明园散步，魏开肇都满怀愁绪：前湖和外朝区，本是正大光明、勤政亲贤殿，九州清晏以及长春仙馆遗址。现在前湖南岸却是残破的煤厂工棚和土堆、煤堆。煤厂东边的正大光明殿则是一大片杂乱无章、专供外来人口居住的简易平房。煤厂西面是一堆生活废弃物。

“在安佑宫正殿基址北面是残存的一些曾经培植过蘑菇的塑料棚和地坑。基址南面是一处地地道道的粪场，上面还晾着大片粪干，基址西南面是一排排猪圈，还有一座两层楼的工厂，松林中的人粪人尿、猪圈里的猪粪尿，粪场上的粪干，把整个安佑宫地段弄得粪迹遍地、臭气熏天。”(魏开肇《必须尽快修复圆明园》)

圆明园东北部从前供皇帝和家人看戏的娱乐的场所“坐石临流”，到了1980年代成了一个建筑垃圾场，碎砖石和水泥渣层层堆放；皇家的“同乐园”成为“海淀区民兵干部教员培训中心”。

圆明园的破坏毕竟是几代人共同完成的。前几代人的坟头就在后湖北岸的上下天光、慈云普护、碧桐书院三个景点的山巅，乾隆抒发“凌空俯瞰，一碧万顷，不啻胸吞云梦”情怀的胜境变成了乱坟岗。

 重新被记起

1989年秋天，26岁的上海青年郭新平辞去画廊顾问的工作，在正对着北京大学西门的娄斗桥5号租了一间8平方米的小屋，开始了职业画家的生涯。从这里向北不远就是圆明园废墟。作品越来越多，小屋里放不下。第二年，他在一路之隔的福缘门村花200块租了200平方米的小院，把工作和生活分开。

福缘门村位于圆明园南面，一排排的红砖房，80%的房子都出租。像郭新平这样在福缘门村租房的，还有八九个人。福缘门村声势浩大的时候，进驻了200多位画家，使福缘门村成为西方前卫艺术寻访者考察中国当代艺术的必访之地。

他们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波脱离了体制的自由艺术家。那时，郭新平曾经穷得没了饭钱，就在写生时从南方带来的一麻袋木瓢上做画，用瓢换大白菜。木瓢的结构就像他用来形容世界的构成的“一”和“零”，后来他改名“伊灵”。

画家们从圆明园北墙的铁丝网中钻进园子，在废墟上写生、散步，就像在自己的后院儿。他们聚在院子里聊天，屁股下面坐的是雕着西洋图案的圆明园汉白玉石墩，面前当成饭桌的台子就是雕花长柱。在村庄里，不光人生活在文物中间，就连猪都享用圆明园石刻石料围成的猪圈。

随着“圆明园画家村”在西方艺术界知名度的提高，无论媒体还是画家，在谈及这个问题时，都容貌庄重起来，各种意义也随之而来。

1992年5月24日，中国青年报上《圆明园废墟上的艺术村落》一文的发表，才将废墟与爱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画家村在媒体以及读者的眼里成为了文化标杆，“将圆明园废墟作为某种象征，包涵了文化复兴的宏愿”(杨卫：《历史的后花园》序)。圆明园在随后的几年里，随着媒体上各种争论，逐渐成为一个热词，时不时地被热炒一次，并更深一步地进入中国人的心灵。

1995年，画家们被当作外来人口迁出西村。围绕圆明园的各种争论——爱国主义、国耻、雪耻、民族象征、历史意义，都在全国媒体沸沸扬扬地争辩或统一过认识，但是作为“真身”的圆明园，还承受着各种污染和喧嚣。

1998年，当魏开肇在6月17日中国文物学会、北京市政协联合举办的“圆明园论坛”学术研讨会上公布西园粪场和煤厂的现状时，还有学者认为，纪念圆明园就要保持它的荒废现状。也正是这次大争辩，才在各种不同的媒体上，把圆明园真正带入中国人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