吞噬一切的大火中，那些令人向往的宏伟建筑，珍奇梦幻的艺术杰作，及人类文明史上无法重现的奇迹，都一一化为焦土。

关于这场火的对错，首先便在联军内部争辩起来。一位叫吴士礼的英军中校赞同额尔金的决定，他认为“清朝官员的弱点就在于他们自高自大，皇上更是自诩为普天之下，惟我独尊。要灭掉皇家的威风和尊严，……摧毁圆明园是最残酷的一招。……圆明园的毁灭，也促使中国人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荒谬信仰中梦醒过来。”一位法军军官也说：“英国人置身于真正的战争中，战争的目的就是迫使对手遵从强者为王的法则，所以一切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都是正当的。”（布立塞《1860：圆明园大劫难》）

而更多的是谴责的声音。法国大使葛罗男爵便对额尔金的计划极为不满，并拒绝参与行动。当他看到圆明园起火的时候，心情沮丧，他说：“假如能预见到我所经历的一件件事，我就会拒绝这项使命。”法军首领蒙托邦将军则说：“这是与一个文明国度毫不相称的复仇之举，因为它毁掉了数世纪以来一直备受景仰的艺术品。”

正如布立塞所说：“彻底否定和谴责烧毁圆明园的声音有更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它的理论来源于普遍的道德观和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因而，当时的西方，“很多人谴责这场大火，视其为毁灭文化的野蛮行径”。“野蛮战争的邪恶，必然导致这些与我们自诩的文明格格不入的种种行为。”一位西方历史学家说：“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中国人感觉到，我们才是真正的野蛮人。”

 征服者

圆明园的大火也让联军陷入了无比凶险的短暂一刻，在以后的十天内，如果他们再找不到能够打交道的对象，他们为“签约”所作的一切便毫无意义，之前所有的胜利也将汇成终了的失败。正如葛罗所说：“此时此刻，恭亲王是我们仅存的救命稻草。”但一意孤行的额尔金，却差点把恭亲王烧得宵遁，如果不是随从的官员们几乎动武，恭亲王看到黑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上马车远走了。

惊魂未定的恭亲王得到消息，如果在20号正午还未无条件答应英法联军的全部要求，那么下一个遭受灭顶之灾的将是北京。而凌晨四点，法国大使葛罗便收到了恭亲王的回复，奕■同意了联军提出的条件。

经商定，10月25日，恭亲王与额尔金签署中英协议，地点，礼部。地点的确定是经过了英国人精心的挑选。礼部不仅是清政府负责礼仪的部门，而且附近前门和天安门之间有一片开阔的地方，能够提供宏大的场面，以满足英国人礼仪上的展示。体现威严、力量及优越感的礼仪表演成了签约当天英国人的主要动作。

一大早，英军就占据了通往礼部的主要街道和几处敏感地点，部署兵力，以应付各种可能的情况。下午，额尔金大使由军队护送前往礼部。军人们穿得非常漂亮，吸引了一路上熙熙攘攘的中国百姓的目光。为了“大肆炫耀”，队伍进行得缓慢，到达礼部大门时，恭亲王已在那里等了两个半小时。当额尔金的轿子抵达时，卫兵举起兵器敬礼，乐队演奏《上帝保佑女王》，而且额尔金还要求恭亲王走上前去亲自迎接。冷冰冰的见面礼过后，落座的顺序也引起了麻烦。“额尔金不同意恭亲王首先入座，双方商定同时落座……”

签字仪式完成后，额尔金拒绝了中国人准备的茶点，起身告辞。恭亲王陪同额尔金一直走到台阶边，道别时，向额尔金“透出了恨之入骨的一瞥。”正如葛罗所说，额尔金“存心让恭亲王等了两个小时，使他深受伤害”，而且不止如此，签约自始至终英国特使都对可怜的恭亲王表现得极端无礼和傲慢。英国人太重实证，做事很少会率性而为，额尔金的蛮横之举，显然不是贸然行事。布立塞说：“在额尔金对待恭亲王的方式中，隐藏着明确的政治意图：它向中国表明，英国不是在签署一项和平条约，而是在签署一项征服条约。在1860年，这位英国的代表回想起了在1793年被傲慢地拒之门外、无功而返的马戛尔尼爵士，以及1816年履行使命失败的阿美士德爵士。”

圆明园见证了英国人这三次的外交行动，也见证了来使一次次被“天朝”皇帝羞辱后的所积累下的仇恨，最后，这座皇家的宫苑便在英使愤怒的报复里，被烧成了断壁残垣。

纵火者原本以为打击的只是皇帝本人，但是随着“人们关于真龙天子——火烧圆明园的惩罚对象——的记忆”的烟消云散，整个民族都感觉受到了凌辱和伤害。圆明园渐渐成为整个民族的遗产，和她敏感的、灼痛的伤口。

大水法之变

被毁后的圆明园，留下影像最多的建筑在西洋景区，最著名的要属大水法了，因为只有它一直孤独地站立了下来。现在能看到一组照片中，从相对完整到只剩下几根大柱子，没有多少年，就一步一步地被折得“透通”起来。

考古学家从毕士博在1915年8月22日前后的某一天，花费100美元雇人力车到北京郊区拍摄了圆明园西洋楼建筑。根据现存于美国费利尔博物馆的毕士博作品分析，他总共拍摄了23张反映西洋楼残迹的照片，其中以迷宫残迹遗址、大水法以及远瀛观全景最为珍贵。他拍摄的远瀛观及大水法全景照中，还能看到雕花立柱和拱型门框间一堵堵砖石严密的墙面，它们共同形成了远瀛观较为完整的景观。景观的外围是当地一家家人陆元淳家的菜地和玉米地。1920年代左右，西人还在西洋楼景区为陆元淳留下了劳作的影像，他正赶着一头牛在辗轧自家的玉米（图五）。

到了喜仁龙1922年拍摄的这张照片中，大水法除了筋骨一般的雕花立柱，在火劫了70多年后还有相当一部分“肌肉”的留存——那些大型石砖填充在大水法以及远瀛观的立柱与立柱中间，形成半堵半堵的墙壁。5年后，当在中国海关工作的亚当再来拍摄的时候，大水法的“肌体”就被掏空了很多（图一）。又过了几年，到了图二，大水法周边开始显得“剔透”起来，立柱之间的砖结构完全被掏空了，这些结实耐用的御用砖块，被成群结队的马车拉出圆明园，有的流入建材市场，有的直接去给军阀或旧贵们建宅院。到了（图三）拍摄那年，大水法就和今天看到的残景差不多了。不同的是，在此时，大水法的脚下到处是被折散的乱石板和石块，后来这些散乱的石块也没有了，那些东西被人拉走，很合适铺路面。

亚当这张照片是岂今发现的唯一一张带有石鱼的照片(见图四右下角)，因此这张照片成了2006年从北京西单某民居找回石鱼的有力证据。尤其值得关注的一个视角是，毕士博分明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势上拍下了大水法和远瀛观。而自喜仁龙以后，就再没有这样高的地势可以供用了——建筑遭到破坏的时候，山形水系同时被毁。(杨东晓整理)

奥尔末(Ernst Ohlmer)从谐奇趣主楼南侧楼梯上往东南拍摄照片，可见部分主楼楼梯，连接音乐亭的连廊和东侧的音乐亭，建筑细节都呈现出浓郁的西洋风格。由图中可以看到连接谐奇趣主楼和音乐亭的连廊是一组券门组成的廊桥，连接主楼山墙上的侧门和音乐亭二层，券门上方以洛可可风格的蔓草装饰，券内原有雕花门，如图中所见，显然无一幸存。音乐亭呈八角形，内部有楼梯可以通达二层，外墙多以琉璃装饰，色彩丰富，窗上饰有西式雕花。一层门两侧的立柱饰以典型的西洋涡卷式柱头。